山西开禁烟花爆竹后：为啥老百姓吐槽环保“大的松，小的严”？

这个消息让沉寂已久的民间舆论场沸腾起来，有人欢呼那个只有在记忆里才有的热闹年味终于要回来了，也有人担忧好不容易变蓝的天空又要蒙上灰尘。

山西这次“自我松绑”，其实还是在“大的松，小的严”这个长期存在的怪圈里博弈。

那么，究竟谁该为我们的环境买单？

过去这几年，只要年关将至，山西乃至全国很多县城的夜晚都是静悄悄的。

为了保卫蓝天，那道没有上位法支撑、纯粹靠行政命令堆砌起来的“全域全时段禁放”，既切断了民俗，也切伤了生计。

光是忻州和吕梁这两个传统的花炮产销区，背后就系着3万多人的饭碗，一纸禁令让红红火火的厂房变成了积灰的仓库，这种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2024年春节，山西忻州古城累计接待游客80.88万人次，同比增长17.25%，经营收入2500.16万元，同比增长55.93%，虽然数据亮眼，但网络上全是游客的吐槽：“年味少了一半，除了冷清还是冷清。”

但老百姓心里的“刺”，不仅仅是一挂鞭炮那么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让人如鲠在喉的治理怪相：“抓小放大”。

当山西的烟花禁令松动时，公众的讨论迅速蔓延到了更广泛的环保痛点上。大家之所以对“禁放”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

参考生态环境部历年污染源分析的核心结论，在全国PM2.5的污染源构成里，工业生产和扬尘是主要贡献源，两者加起来占比超过65%，这些才是空气质量的“头号杀手”。

对于那些纳税大户、重污染企业，因为牵扯到地方经济指标，监管往往成了“雨过地皮湿”。

就拿2025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来说，河北唐山首唐宝生、燕山钢铁等企业，长期违规排污，部分企业多次违法排污，只要交了罚款就能继续开工。

这种“罚款—违规—再罚款”的循环，简直成了企业的一种经营成本，而并非法律的红线。

就因为他们大，所以他们有“整改缓冲期”，因为他们大，所以执法要“讲究分寸”。

反观那些民生里的“小事”，因为体量小、没背景，反倒成了执法最严苛的领域。

更让农民寒心的是秸秆问题。在河南、安徽这些农业大省，每到收割季，农民就像是在做贼。

烧吧，违法要被抓。不烧吧，地里堆积如山的秸秆根本没处去。

不过皖北部分地区已建成较为完善的秸秆收储运体系，淮北市就实现了秸秆收储运网络镇、村全覆盖，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88%，但仍有部分县域秸秆回收处理基础设施有待提升，反映出农业产区秸秆处理的阶段性短板。

明明基础设施的欠账那么大——截至2024年底，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以上，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仍在提升过程中，部分行政村尚未实现全覆盖，生活污水直排现象仍有存在，可治理的板子却先打在了农民的生活习惯上。

这种“城乡环保基建差距悬殊”的客观事实，被“一刀切”的禁令粗暴掩盖了。

这种“捏软柿子”的治理逻辑，不仅撕裂了公平，更透支了政策的公信力。

当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一点环保瑕疵就动辄吃到罚单时，那种“大的松，小的严”的对比，比雾霾更让人心里堵得慌。

好在，山西这次的“破冰”不仅是勇气的体现，也是技术与数据给的底气。

2024年山西全省PM2.5的平均浓度已经降到了36微克/立方米，这是历史上首次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

这意味着，环境容量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脆弱不堪，那种“一点火星就爆表”的惊弓之鸟心态可以放一放了。

而且，现在的烟花技术早就不是以前那种冒黑烟的老黄历了。

市场上成熟的微烟火药、冷焰火技术，配合电子点火，能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其PM2.5排放低于传统烟花是行业共识。

把“环保”和“民俗”对立起来，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站不住脚。

权力下放给市县之后，地方政府就得动脑筋了：怎么划定限放区？什么时段能放？离居民区多远设置安全点？这需要的是科学论证，是听证会，而不是拍脑门。

烟花爆竹燃放会短期影响空气质量是常识，其导致的PM2.5浓度上升属于“短时、局部、可控”的范畴。如果能借鉴部分城市“分时段、分区域”的弹性管控，这完全是可以消化的环境成本。

这就倒逼地方政府必须学会“走钢丝”：既要保住老百姓的烟火气，又要盯紧那些真正的污染大户。

环保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而是一道需要平衡兼顾的应用题。

毕竟，我们治理环境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在这片蓝天下，活得更舒心、更体面吗？这才是最大的“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