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万英镑，现金。”
年轻记者吉米把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推过满是酒渍的橡木桌面，信封的边缘因为紧张而微微卷曲，“罗伊先生，我们报社只要一个地址。那个她在每年的十月十三日，雷打不动要去的地方。现在她已经过世一年了，这不再是国家机密，这只是一段应该被记录的历史。”
罗伊·卡特没有去看那个信封。
他那双拿了三十年枪的手，此刻正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绒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一只厚底威士忌酒杯。
他擦得很仔细，仿佛那上面沾染的不是指纹，而是岁月的尘埃。
擦完，他对着酒吧昏暗的灯光举起酒杯，眯着眼检查，直到确认玻璃上没有一丝水痕。
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眼皮，那目光像两把在鞘中磨了半辈子的刀，虽已不再锋利，但寒气依旧。
“收起你的钱，小子。”罗伊的声音像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砺，“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吐出来干净。尤其是关于那个女人的。”
他把酒杯重重磕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01
1979年的伦敦，秋天来得格外早。
湿冷的空气从泰晤士河上漫过来，钻进唐宁街的每一个缝隙。
玛格丽特·撒切尔入主首相府的第五个月，整个官邸的空气都像是被抽紧的发条，每个人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发出一点杂音，惊扰了二楼那位精力无穷的女主人。
罗伊·卡特，代号“猎犬”，时年三十五岁，是苏格兰场皇家特警队调派给首相的核心安保组长。
他的工作就是做那个女人身后三步远的影子，一个没有表情、没有思想，只负责挡子弹的影子。
十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警卫室里，罗伊正在分解保养他的佩枪——一把瓦尔特手枪。
他把每一个零件都拆下来，用浸了枪油的软布仔细擦拭。
这是他的习惯，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前检查自己的手术刀。
旁边的监控屏幕上，黑白的画面显示着唐宁街十号内外的各个角落，一切正常。
一个年轻的警卫正在打哈欠，被罗伊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
桌上的红色内线电话毫无征兆地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了警卫室的沉闷。
罗伊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首相私人秘书卡罗琳·帕克气喘吁吁的声音，那声音里压抑着一丝不同寻常的慌乱。
“罗伊，马上到二楼书房来。立刻！夫人……夫人的状态很不对劲。”
罗伊心里猛地一沉。
他的第一反应是安全威胁。
他把枪迅速组装好，插回腋下的枪套，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对副手低声命令道：“一级戒备，封锁所有出口，查一下最近半小时所有进出记录。”
说完，他已经冲出了警卫室，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那铺着红地毯的楼梯。
他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收到了藏有炸弹的包裹，急性疾病发作，甚至是内阁发生了火并。
但他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时，看到的景象却让他所有的预案都失效了。
书房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内阁大臣，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只有撒切尔夫人一个人。
她背对着门，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幕。
她没有穿那身标志性的蓝色套装，而是换了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开衫，这让她平日里坚硬的轮廓显得柔和了一些。
她手里没有拿文件，只是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把门关上。”她的声音很低，但罗伊还是听出了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
罗伊反手关上门，门锁发出的轻微“咔哒”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停在离她三步远的位置，这是保镖手册上规定的安全距离，既能第一时间反应，又不会侵犯雇主的私人空间。
“夫人，出什么事了？”
撒切尔夫人没有立刻转身，她又看了一眼窗外，仿佛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几秒钟后，她转过身来。
她脸上没有化妆，露出了眼角细密的皱纹和淡淡的雀斑。
那双平日里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此刻竟然透着一种罗伊从未见过的焦躁和恳求。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分针正不紧不慢地走向三点。
她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罗伊，去给我准备一辆车。”
“车库里有三辆防弹捷豹，随时待命。”罗伊回答，这是标准程序。
“不！”她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不要官邸的任何一辆车。不要防弹车，不要警笛，更不要司机。去外面，找一辆最普通的车，最好是那种扔进车流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破车。我要出去。”
罗伊的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往前走了一步，打破了安全距离，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夫人，这严重违反安保条例第七条款乙项。您的任何非预定行程，都必须提前报备，由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联合评估风险，沿途至少需要两辆护卫车和四名便衣特警……”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罗伊！”她突然提高了音量，那是一种濒临失控的尖锐，“这是命令！没有护卫车，没有特警，只有你和我！我不是去视察，我是去……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自己的语气太重，又放缓了声音，但那份不容置疑的坚决丝毫未减：“如果你做不到，或者你害怕承担责任，就把车钥匙给我，我自己去。我想，还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大英帝国的首相当了阶下囚。”
罗伊沉默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虽然身材不高，但此刻散发出的那种意志力，仿佛能把这栋房子都撑破。
他明白，再争辩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栋房子里，没人能拗得过她。
如果他拒绝，她真的会自己走出去打一辆出租车。
那样的风险，比他开车带她出去要大一百倍。
“给我十分钟。”罗伊最终妥协了，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然后转身快步离开。
他没有去车库，而是直接去了后勤部。
后勤主管是个叫弗雷德的胖子，正翘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纸。
看到罗伊闯进来，他吓得差点把茶杯打翻。
“给我一辆车的钥匙，任何车都行，越不起眼越好。”罗伊的语气不容置疑。
“头儿，这……这不合规矩啊，所有的车都有登记……”弗雷德为难地说。
罗伊直接把自己的证件拍在桌子上：“这是首相的直接命令，出了事我负责。快点！”
弗雷德被吓住了，哆哆嗦嗦地从一串钥匙里翻找出一把看起来最旧的，上面挂着一个写着“清洁用福特”的标签。
五分钟后，一辆灰扑扑的福特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了唐宁街十号的侧门。
这辆车平时用来给清洁工运送清洁用品，车身上还有几块刮痕，后座上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罗伊坐在驾驶座上，手心全是汗。
又过了五分钟，撒切尔夫人从侧门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罗伊几乎没认出她。
她脱掉了那件羊毛开衫，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米色风衣，头上紧紧裹着一条廉价的碎花头巾，把那头标志性的金色卷发遮得严严实实。
她手里提着一个款式老旧的黑色皮包，脚上是一双平底旧皮鞋。
如果不是那挺得笔直的脊背和走路时那股不自觉的威严，罗伊会以为这是哪个来官邸做清洁的临时工。
她迅速地拉开车门，钻进后座，把身体缩在阴影里。
“开车。”她命令道。
罗伊发动了车子，福特车的引擎发出一阵哮喘般的咳嗽声，然后不情不愿地驶入了伦敦湿冷的雨幕中。
“去哪里？”罗伊看着后视镜，后座的女人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一直往东开。”她的声音很低，“到了白教堂路，我会告诉你怎么走。”
白教堂路，伦敦东区。
罗伊的神经瞬间绷紧了。
那个地方是伦敦的“盲肠”，贫民窟、移民、小偷和妓女混杂在一起，是全伦敦治安最差、地形最复杂的区域。
把首相一个人带到那里，无异于把一只绵羊扔进狼群。
车厢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雨刷器在单调地刮着挡风玻璃。
罗伊握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暴起。
他一边开车，一边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四周的每一辆车、每一个行人。
他把右手放在了档位杆上，但手指却轻轻搭在腰间枪套的边缘。
一个小时后，车子驶离了繁华的西区，进入了东区。
眼前的景象仿佛换了一个世界。
高楼大厦变成了挤挤挨挨的红砖排屋，墙皮斑驳，上面涂满了各种反政府的涂鸦，其中一句用红漆喷的“滚开，女巫！”格外刺眼。
撒切尔夫人看到了那句涂鸦，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唇抿得更紧了。
“前面路口左转，然后直走，第三个巷口再右转。”后座传来了清晰的指令。
罗伊按照她的指示，把车开进了一条越来越窄的巷子。
最终，车子停在了一个死胡同的尽头。
这里只有几栋一模一样的三层排屋，安静得有些诡异。
“你就在这里等我。”撒切尔夫人推开车门，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记住，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进来。两个小时后，我准时出来。”
她说完，顶着雨，快步走向了其中一栋排屋，用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掉漆的绿色木门，然后闪身进去，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罗伊看着那扇紧闭的门，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打鼓。
他把车熄了火，但没有拔下钥匙。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扇门，耳朵竖起来，捕捉着周围的一切声响。
一个醉汉哼着歌从巷口走过，一只野猫从垃圾桶上跳下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的肌肉瞬间绷紧。
那两个小时，是罗伊职业生涯中最漫长的两个小时。
他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念头。
是接头？是某种秘密交易？还是……一个她绝不能让世人知道的亲人？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巷子里的路灯亮起，发出昏黄的光。
就在罗伊快要失去耐心，准备违抗命令冲进去的时候，那扇绿门“吱呀”一声开了。
她走了出来。
借着昏黄的路灯，罗伊惊讶地发现，那个进去时浑身紧绷、像一根拉满的弓弦的女人，此刻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的脚步虽然依旧有力，但肩膀明显松弛了下来，脸上那种随时准备战斗的戾气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平静的疲惫，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满足感。
她坐回车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带走了她身体里所有的紧张和焦虑。
她没有说话，只是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直到车子重新驶回灯火辉煌的西区，她才重新睁开眼。
那层“铁娘子”的坚硬外壳，又一点一点地长回了她身上。
当她再次踏入唐宁街十号时，她又变回了那个令所有政敌闻风丧胆的领袖，仿佛刚才那两个小时的“消失”从未发生过。
从那天起，这个神秘的仪式，就像一个刻在她生命里的诅咒，每年准时上演。
这个秘密，也成了罗伊心中一根拔不掉的刺。
时间是最高效的催化剂，它能让最离奇的事情变成最寻常的惯例。
接下来的几年，每到十月十三日下午三点，那辆不起眼的灰色福特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唐宁街的侧门。
撒切尔夫人会换上那身“伪装”，罗伊会开车送她去那个东区的死胡同。
一切都像排练了无数次的戏剧，分秒不差。
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
整个英国都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战争状态。
撒切尔夫人成了这股风暴的中心，她在议会里像一头母狮一样咆哮，发誓要让阿根廷人血债血偿。
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唐宁街的灯火彻夜通明。
军情室里，她指着地图，对将军们下达一个个冷酷的命令。
罗伊以为，在这样国运攸关的时刻，她总该取消那个荒唐的“私人行程”了。
十月十三日那天，战事正胶着。
下午两点，她刚刚结束了和前线指挥官的紧急视频会议。
会议一结束，她就脱掉了套装，对罗伊说：“备车。”
罗伊愣住了：“夫人，现在福克兰群岛那边……”
“战争可以等两个小时。”她打断他，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那天的车程异常压抑。
她在后座上一直批阅着前线发来的战报，红色的笔在她手里像一把手术刀，在文件上划下一道道命令。
她的表情冷得像冰，仿佛随时准备把一支舰队派往世界尽头。
直到车子拐进那条熟悉的死胡同前，她才合上文件夹，摘下眼镜，用手指用力地按了按眉心。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推门下车。
罗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绿门后，心中涌起一股荒谬的感觉。
门外是硝烟弥漫的战争，门内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谜。
这个女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意志力，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切换自如？
罗伊把这个谜团压在心底。
作为保镖的第一准则：不问，不听，不想。
他的职责只是确保她能安全地走进去，再安全地走出来。
但这种平静的惯例，在1984年被彻底打破。
那一年，死神几乎触碰到了她的衣角。
1984年10月12日凌晨，一声巨响震碎了布莱顿的宁静。
爱尔兰共和军在保守党年会举办地格兰德酒店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
撒切尔夫人所在的套房浴室被完全摧毁，她本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爆炸案震惊了整个英国。
那是自二战以来，英国政府遭遇的最血腥、最直接的恐怖袭击。
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伦敦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
军情五处的情报显示，爱尔兰共和军已经派出了最顶尖的杀手小组潜入伦敦，代号“收割者”，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完成在布莱顿未竟的任务——刺杀撒切尔夫人。
据说，黑市上对她项上人头的悬赏，已经高达五百万英镑。
唐宁街十号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堡垒。
所有的窗户都贴上了防爆膜，屋顶上增设了狙击手哨位，连送牛奶的车辆都要经过三道爆炸物检查。
第二天，10月13日。
唐宁街十号的地下紧急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
伦敦警察厅总长肯尼斯·纽曼爵士，一个以强硬著称的男人，此刻正用拳头捶着桌子，唾沫星子喷得满天飞。
“绝对不行！我以我的警徽发誓，今天您哪儿也不能去！首相，这是自杀！爱尔兰共和军的枪口就架在泰晤士河对岸，您现在离开这个安全屋，就是把自己的脑袋送到他们的瞄准镜里！”
会议室里坐着内政大臣、军情五处处长和罗伊。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凝重的表情。
撒切尔夫人坐在长桌尽头，她只睡了两个小时，脸色苍白得像纸，眼底有浓重的青黑色。
但她的眼神依旧冰冷而坚定。
“我的行程，我说了算。”
“这不是政治行程！没有任何公务值得您冒这个险！”肯尼斯爵士几乎是在咆哮，他转向一直站在角落里、像一尊雕像一样的罗伊，“罗伊！你是安保组长，你该死的比谁都清楚外面的情况！你告诉首相，这有多疯狂！如果你敢开车带她出去，我保证你会以叛国罪被送上军事法庭！”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罗伊身上。
按照职业操守，他应该立刻附和总长，甚至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把首相“软禁”在安全屋里。
这是为了保护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罗伊没有动。
他看着那个坐在高大皮椅上的女人。
她的手死死地抓着扶手，指甲因为过度用力而深深地嵌进了皮革里。
罗伊跟了她五年，他见过她在议会被几百个男人围攻时面不改色，见过她在布莱顿的废墟里拍掉身上的灰尘，继续发表演讲。
他以为这个女人是不会恐惧的。
但此刻，他从她那双颤抖的手和急促的呼吸里，读出了一种比对死亡更深沉的恐惧。
那不是对刺客的恐惧，而是对“去不了那个地方”的极度焦虑和绝望。
仿佛如果今天那个仪式无法完成，她整个人就会从内部崩塌、碎裂。
“罗伊……”她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声音极轻，轻得只有站在她身边的罗伊能听见，“带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