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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纪念堂的坐像被指不够威严,专家想要重新修建,韩福裕说道:摆上鲜花试试能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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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雕像绝对不行,必须推倒重修!”

1977年春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工地上,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几位审查验收的专家围在刚刚完工的汉白玉坐像前,脸色铁青,现场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工匠们手里攥着工具,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要知道这可是举国之力雕琢出来的宝贝,距离开馆只有不到几个月了,这时候重修,去哪找石头?

01


1976年9月9日,那是个让全中国都失声痛哭的日子。

收音机里传出的哀乐,把整个秋天都染成了灰色。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来说,悲痛之余,一件天大的事情摆在了案头:主席的身后事,到底该怎么办?

按照主席生前自己的签字,他是主张火化的,甚至还开玩笑说过要把骨灰撒到江里喂鱼。但那时候老百姓的情感接受不了啊,大家伙儿觉得,如果不把主席留下来,心里那个精神支柱就塌了。

于是,中央做出了那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保留遗体,并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纪念堂。

这事儿一定下来,整个国家机器就高速运转起来了。但这纪念堂建在哪儿,首先就吵翻了天。


一开始,方案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有人提议建在香山,理由是那里环境清幽,主席生前也住过,适合安息;有人说建在景山顶上,那是北京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全城。

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提议建在瀛台,就是中南海里头那个四面环水的小岛。这想法听着挺浪漫,水天一色,安静。但很快就被否了,瀛台那是当年慈禧关光绪的地方,寓意实在是不吉利,再说了,那地方深宫大院的,老百姓想去瞻仰还得过层层关卡,不方便。

最后,这笔尖还是落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具体位置就定在原来的中华门遗址。这地方选得那是相当绝,往北看是天安门,往南看是正阳门,东西两侧守着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这叫什么?这叫坐在人民中间,身后是丰碑,面前是未来。

地点定了,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这工程代号叫“一号工程”,级别多高不用多说了吧。当时那是真举国体制。全国最好的建筑师、最好的艺术家、最好的工匠,一声令下,全部往北京赶。


建筑材料也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选美”。这纪念堂要用万年不坏的料子,尤其是北大厅里那尊主席雕像,得用最好的汉白玉。

最好的汉白玉在哪?懂行的人都知道,在房山。

房山大石窝那地方,历朝历代都是给皇宫供石头的,故宫里的那些栏杆、台阶,都是打那儿来的。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要找的不是一般的石头,是一块能容得下3米多高坐像的完整大料。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在几个月内搞定。

那时候虽然说是现代了,但采石场的条件跟古代也没差太多。没有现在那种精密的金刚石链锯,基本全靠老石匠的眼睛和手艺,外加一点简单的机械。


02

几千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就这样冲上了山。

那日子苦啊,正是数九寒天,房山风大,吹在脸上跟刀割一样。大家伙儿就住在简易的帐篷里,喝着带冰碴子的水,啃着硬得像石头的馒头。

为了找这块“石王”,工人们在岩层上打了无数个探孔。这就像是赌石一样,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里面是完美的白玉,还是带着裂纹的废料。

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谁也不喊累。

终于,在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块成色极佳的汉白玉。这块石头洁白无瑕,质地细腻,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但这石头是好,怎么运出来成了大问题。

这块原石重达几百吨,山路崎岖,稍微磕碰一点,这几个月的罪就白受了,甚至可能耽误整个纪念堂的工期。

据说当时为了运这块石头,沿途的桥梁都重新加固了一遍,甚至有的地方专门铺了路。车队走得很慢,每小时只能挪动几公里,就像护送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护送着这块大石头进京。

这块石头承载的,可不光是重量,那是亿万人的期待。

石头运到了,接下来就看艺术家的了。雕塑创作组的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把铺盖卷搬到了工作室,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来自四川美院的叶毓山老师,那是当时雕塑界的顶梁柱。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席到底应该是什么姿势?


一开始,大家做了很多方案。有站着的,挥手致意,那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经典形象;有背着手的,那是他在北戴河看海的样子。

但专家组讨论来讨论去,觉得都不合适。

因为这雕像是放在北大厅室内的。你想啊,老百姓进去瞻仰,那是去见亲人的,是去寄托哀思的。如果你弄个高高在上的站像,挥着手,那距离感一下子就拉开了,显得太疏远,太政治化。

最后大家达成一致:要素坐像。

坐着,就像主席晚年坐在书房里那样,安安静静的,好像还在思考国家大事,又好像在等着大伙儿来跟他拉家常。


03

方案定了,泥稿也捏出来了。

艺术家们特意捕捉了主席生前最习惯的一个坐姿——身体微微后仰,双手自然地放在沙发扶手上,双腿交叠,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翘二郎腿”。

这个姿势在创作组看来,是最传神的。

主席生前不拘小节,豪放洒脱,这个姿势最能体现他的性格,那种运筹帷幄又不失亲切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在很多历史照片里,主席接见外宾、和民主人士谈话,都是这个姿势,特别有生活气息。

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泥稿终于通过了审查。接着就是把这块珍贵的汉白玉“请”出来,一锤子一凿子地刻。


那段时间,雕刻现场全是白色的粉尘,工人们戴着口罩,眉毛睫毛全是白的,像一个个雪人。没人喊累,大家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主席“请”回来。

时间推移到了1977年上半年,雕像主体基本完工了。

这尊高3.45米的汉白玉坐像,矗立在北大厅中央。在柔和的灯光下,汉白玉晶莹剔透,主席面带微笑,目光深邃,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口说话。

但是,就在最后的验收环节,那个一直被大家认为是“神来之笔”的细节,却成了最大的雷点。

几位负责审查的领导和专家,围着雕像转了好几圈,脸色越来越凝重。


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个腿……是不是不太严肃?”

这一句话,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块大石头,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纪念堂是什么地方?那是圣殿啊,是全国人民瞻仰的地方。在这么庄严的地方,主席翘着二郎腿,虽然是写实,虽然是亲切,但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够尊重?会不会有损领袖的威严?

这种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人提出了激进的方案:这不行,得改。

怎么改?这时候石头都刻成型了,雕塑那是做减法的艺术,削下去的石头还能补回来吗?

有专家急了,直接拍板说:“不行就重做!一定要保证政治上的绝对严肃!”


听到这两个字,现场的雕塑家们心都凉了半截,有的人眼圈当场就红了。

重做?且不说那块百里挑一的石料去哪再找一块,光是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啊。纪念堂的开放日期是死命令,必须在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前完工,也就是1977年9月9日。

现在距离死线只有几个月了,把这几百吨的雕像砸了,再从房山运石头,再刻,那工期铁定完蛋。到时候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如果不重做,怎么改?把腿锯了重新接一块?那更不像话,那是对主席的不敬,而且汉白玉接缝太明显,一看就是残次品。

现场陷入了死局。那种压抑的气氛,比外面阴沉的天气还让人透不过气。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4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韩福裕站了出来。

韩福裕是谁?他是主席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搞警卫工作的。他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建筑师,不懂什么构图、透视、光影,但他最了解主席,也最懂这里面的分寸。

他看着那一群愁眉苦脸的专家和领导,没说那些大道理,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咱们能不能别动石头,在底下摆点东西试试?”

大家一愣,都转过头看着他,问他摆什么。

韩福裕指了指雕像的底座说:“摆花。在底座周围摆上一圈鲜花,如果是那种高一点的绿植或者花丛,是不是就能挡一挡?”


这主意听着有点“土”,没有什么高深的艺术理论支撑,但大家现在的确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工作人员赶紧搬来了几盆绿植和鲜花。

奇迹发生了。

当那一圈色彩斑斓却又不失素雅的鲜花围在雕像脚下时,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原本裸露出来的交叉的双腿,被花丛遮挡了一大半,只隐约露出膝盖以上的部分。从正面看过去,你看不出那是随意的“二郎腿”,只能感觉到主席安详地坐在一片花海之中。

而且,原本冷冰冰的白色石头,因为有了这些鲜花的衬托,瞬间有了温度。


那种威严中带着亲切,肃穆中透着生机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鲜花代表着人民的爱戴,也代表着祖国的山河,主席坐在花丛中,不正是寓意着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吗?

那个一直挑剔“不够威严”的专家,这时候也不说话了,围着看了一圈,点了点头,说了句:“这个办法好,既保留了原作的神韵,又解决了视觉上的庄重问题。”

一场差点导致工程延期、石料报废的巨大危机,就这么被几盆花给化解了。这简直就是四两拨千斤。

05

其实,纪念堂里的门道,远不止这一尊雕像。


就说那个安放遗体的水晶棺,那也是个科技狠活。全世界都没做过这么大的水晶棺,就连苏联列宁那个,也不是全水晶的,只有上半部分是。

咱们当时的技术底子薄,北京玻璃总厂的师傅们是硬着头皮上的。

水晶这东西,还得耐高温,还得透光率高。为了焊接那些水晶板,工人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那是真正在高温炉边拼命。

这棺体还得防震。大家可能不知道,纪念堂建设的时候,特别考虑了抗震等级,毕竟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这水晶棺据说能抗八级地震,就算天塌下来,也能护得住里面的伟人。

还有那灯光设计。遗体脸上要有光泽,但光又不能有热量,不然会损坏遗体。科学家们搞出了一套复杂的管线系统,把光“过滤”了一遍,只留光不留热,这才有了咱们瞻仰时看到的那种安详的面容。

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如期开放。

当第一批瞻仰的群众走进北大厅,看到那尊被鲜花簇拥的汉白玉坐像时,很多人当场就哭了。

他们没觉得那坐姿有什么不妥,只觉得那个人好像没走,就在花丛里坐着,笑眯眯地看着大家,问大家地里的庄稼收成怎么样,工厂的机器转得快不快。

韩福裕当年的那个“土办法”,不仅保住了一件艺术珍品,更无意中契合了主席一生的追求——他本来就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他不应该被神化成一个高不可攀的泥塑木雕,他就应该在鲜花和绿叶中间,在充满生机的地方。

如今,你要是去纪念堂,不妨多看一眼那尊雕像的底座。


那里不仅仅有花,还有一段差点被历史尘埃掩盖的故事。

那些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专家们,大都已经作古了,他们关于“威严”的争论,现在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但这尊雕像留下来了,那几盆花也成了永久的布景。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那个老理儿:

真正的威严,从来不是靠板着脸装出来的,也不是靠某种特定的坐姿摆出来的。


真正的威严,是当你坐在那里,哪怕只是随意地坐着,所有人也依然愿意发自内心地敬仰你。因为大家敬仰的,不是那块石头,而是石头背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那个为了这个国家耗尽最后一丝心血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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