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日,杭州闷热得让人想骂娘。
在西湖边一所不起眼的寓所里,84岁的马一浮躺在床上,气若游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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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离他咽气没剩几个小时了。
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想着这位连毛主席都要请吃饭、周总理都敬重三分的“新儒家三圣”之一,临走前总得交代点什么大事吧?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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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
周围人都懵了,这一辈子不娶妻、不纳妾、无儿无女的老和尚似的学者,哪来的“阿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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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享誉天下的国学大师,临终前却只剩下一个卑微的身份:一个迟到了65年的丈夫。
这事儿吧,说起来全是泪。
这不是什么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一桩被旧礼教逼出来的血案。
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一碗现在听起来荒唐透顶的“打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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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轴拉回1898年,那时候大清朝还没亡呢。
15岁的神童马一浮在绍兴乡试拿了第一名,相当于是现在的省状元,风光得不行。
这时候,近代实业大亨汤寿潜——也就是后来修浙江铁路的那位狠人,眼光毒辣,一眼就相中了马一浮,非要把女儿汤仪嫁给他。
这婚事虽说是包办的,但这两人运气好,简直就是开了挂的“盲盒”——拆开一看,全是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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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两人甜得发腻,汤仪懂他的诗,也懂他的狂。
马一浮去上海求学,汤仪就把那点不舍全缝进鞋垫里。
若是照这么发展下去,也就是个普通的恩爱夫妻剧本。
可谁知道,老天爷这时候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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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马一浮的爹没了。
按那时候的规矩,大孝子得回乡守孝三年。
这三年里,不能当官、不能宴请、更不能行房事。
好死不死,就在守孝这期间,汤仪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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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现在,家里添丁那是大喜事,发朋友圈都来不及。
但在当时那个宗族社会,这就叫“居丧无礼”,是“大不孝”。
一旦传出去,别说马一浮的名声要臭大街,整个家族都要被唾沫星子淹死。
当时的马一浮才十几岁,虽然读了一肚子洋书,但在几千年的宗法制度面前,他就是个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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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丈夫的名声,为了不让家族蒙羞,汤仪做出了一个狠绝的决定。
她端起一碗堕胎药,笑着对丈夫说:“这孩子跟咱们没缘分。”
那一晚,马一浮眼睁睁看着妻子喝下那碗苦药。
在那吃人的旧礼教面前,一条新生命不是喜讯,而是足以毁灭整个家族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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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劲上来,孩子没了,大人的半条命也搭进去了。
汤仪本来身子骨就弱,这一折腾,元气大伤。
可这傻女人为了不让在外求学的丈夫分心,写信从来只报喜不报忧,咳血了说是受凉,晕倒了说是没睡好。
直到1902年,岳父汤寿潜一封急电发过来:“仪病危,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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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马一浮发疯一样跑回家,看到的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那一刻,这哥们儿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他在灵前跪了三天三夜,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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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愤怒?
还是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三天后,岳父心疼他,劝他:“你还年轻,以后路还长。”
甚至暗示可以把三女儿嫁给他当续弦——这在当时叫“姨妹继婚”,很常见的操作,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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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19岁的马一浮站起来,当着岳父的面发了个毒誓:“这辈子,我不再娶了。
活人死人,我就认汤仪一个。”
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一时冲动,毕竟才19岁,又是有名的才子,以后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结果,马一浮是个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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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守,就是整整63年。
为了逃避伤心地,也是为了赎罪,第二年他就出国了。
美国、德国、日本跑了一圈,疯狂啃康德、黑格尔的书,甚至成了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他这是在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来麻痹心里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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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马一浮,活得像个苦行僧。
回国后,他成了学界泰斗,北大蔡元培请他,蒋介石拉拢他,他都爱答不理。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即便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也始终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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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年梅花开的时候,必须去祭拜汤仪。
这哪里是简单的守节,分明是用漫长的一生,在给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和死去的爱人赎罪。
他赢了名垂青史的声誉,却输掉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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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7年那一天,当他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句憋了65年的“对不起”,估计终于能当面说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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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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