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7年6月2日，杭州闷热得让人想骂娘。
在西湖边一所不起眼的寓所里，84岁的马一浮躺在床上，气若游丝。
这一天，离他咽气没剩几个小时了。
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想着这位连毛主席都要请吃饭、周总理都敬重三分的“新儒家三圣”之一，临走前总得交代点什么大事吧？
结果呢？
并没有。
周围人都懵了，这一辈子不娶妻、不纳妾、无儿无女的老和尚似的学者，哪来的“阿仪”？
他是享誉天下的国学大师，临终前却只剩下一个卑微的身份：一个迟到了65年的丈夫。
这事儿吧，说起来全是泪。
这不是什么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一桩被旧礼教逼出来的血案。
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一碗现在听起来荒唐透顶的“打胎药”。
把时间轴拉回1898年，那时候大清朝还没亡呢。
15岁的神童马一浮在绍兴乡试拿了第一名，相当于是现在的省状元，风光得不行。
这时候，近代实业大亨汤寿潜——也就是后来修浙江铁路的那位狠人，眼光毒辣，一眼就相中了马一浮，非要把女儿汤仪嫁给他。
这婚事虽说是包办的，但这两人运气好，简直就是开了挂的“盲盒”——拆开一看，全是惊喜。
婚后两人甜得发腻，汤仪懂他的诗，也懂他的狂。
马一浮去上海求学，汤仪就把那点不舍全缝进鞋垫里。
若是照这么发展下去，也就是个普通的恩爱夫妻剧本。
可谁知道，老天爷这时候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1901年，马一浮的爹没了。
按那时候的规矩，大孝子得回乡守孝三年。
这三年里，不能当官、不能宴请、更不能行房事。
好死不死，就在守孝这期间，汤仪怀孕了。
放在现在，家里添丁那是大喜事，发朋友圈都来不及。
但在当时那个宗族社会，这就叫“居丧无礼”，是“大不孝”。
一旦传出去，别说马一浮的名声要臭大街，整个家族都要被唾沫星子淹死。
当时的马一浮才十几岁，虽然读了一肚子洋书，但在几千年的宗法制度面前，他就是个软柿子。
为了保住丈夫的名声，为了不让家族蒙羞，汤仪做出了一个狠绝的决定。
她端起一碗堕胎药，笑着对丈夫说：“这孩子跟咱们没缘分。”
那一晚，马一浮眼睁睁看着妻子喝下那碗苦药。
在那吃人的旧礼教面前，一条新生命不是喜讯，而是足以毁灭整个家族的罪证。
药劲上来，孩子没了，大人的半条命也搭进去了。
汤仪本来身子骨就弱，这一折腾，元气大伤。
可这傻女人为了不让在外求学的丈夫分心，写信从来只报喜不报忧，咳血了说是受凉，晕倒了说是没睡好。
直到1902年，岳父汤寿潜一封急电发过来：“仪病危，速归！”
等马一浮发疯一样跑回家，看到的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那一刻，这哥们儿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他在灵前跪了三天三夜，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悔恨？
是愤怒？
还是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三天后，岳父心疼他，劝他：“你还年轻，以后路还长。”
甚至暗示可以把三女儿嫁给他当续弦——这在当时叫“姨妹继婚”，很常见的操作，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谁知道，19岁的马一浮站起来，当着岳父的面发了个毒誓：“这辈子，我不再娶了。
活人死人，我就认汤仪一个。”
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一时冲动，毕竟才19岁，又是有名的才子，以后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结果，马一浮是个狠人。
这一守，就是整整63年。
为了逃避伤心地，也是为了赎罪，第二年他就出国了。
美国、德国、日本跑了一圈，疯狂啃康德、黑格尔的书，甚至成了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他这是在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来麻痹心里的痛。
唯独马一浮，活得像个苦行僧。
回国后，他成了学界泰斗，北大蔡元培请他，蒋介石拉拢他，他都爱答不理。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即便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也始终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年梅花开的时候，必须去祭拜汤仪。
这哪里是简单的守节，分明是用漫长的一生，在给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和死去的爱人赎罪。
他赢了名垂青史的声誉，却输掉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
直到1967年那一天，当他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句憋了65年的“对不起”，估计终于能当面说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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