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他是钱钟书的恩师，前半生名声赫赫，为何晚年抱憾而终？

在上个世纪，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

他英语水平极高，受到过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赏识。

知名学者闻一多曾戏谑[xuè]地称他为“二毛子”，意思是说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

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精通外语，还与当时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团体“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

除了在文学领域造诣深厚，他还在教育界深耕14年，培养出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季羡林等杰出人才。

从政后他更是以一流的外交手腕，在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

他便是著名的外交家、文学家叶公超。

然而，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才子，晚年却抱憾而终。

这究竟是为何？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叶公超的人生故事。

出身名门

22岁便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1904年，叶公超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一个名门望族。

他的曾祖父叶衍兰是清代官员、书画家及词人，被誉为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有“南词正宗”之称。

父亲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

尽管家世显赫，但叶公超的童年并不顺遂。

年幼时，他父母双亡，所幸叔叔叶恭绰[chuò]伸出援手，将其带到身边抚养。

叶恭绰曾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职务，位高权重，家境优渥。

叶恭绰对这个失去双亲的侄子疼爱有加，视如己出。

在叔叔的怜惜与精心教养下，叶公超并未因寄人篱下而自卑，反而形成了倔强骄傲的性情。

1914年，叶公超被送到英国读书。

1918年，他回国并进入南开中学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叶公超目睹数以千计的青年学子在街头齐声呐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场景，心中涌起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随后，叶公超与同学们一起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积极参与爱国示威游行。

家人看他天天如此，担心其学业受影响，未等叶公超毕业就安排他赴美留学。

1920年，叶公超抵达美国，考入贝兹大学，后转入麻省赫斯特大学，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曾盛赞道：

“叶公超英文诗写得好，将来成就不会低于泰戈尔。”

毕业后，他又带着对文学的热爱，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专攻文艺心理学，于192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随后，他又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

1926年，叶公超学成归国，凭借一流的英文水平，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英文系讲师。

当时，他年仅22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职北大时还要年轻4岁。

在北大期间，叶公超加入新月社，并于1927年春参与创办了新月书店。

喜怒无常的脾气

加速了婚姻的破灭

叶公超在北大任职没多久，因北方时局动荡，北大教授纷纷另谋出路。

叶公超也南下上海，担任暨[jì]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

中国公学是光绪年间为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设立的学校。

1929年秋，受国学大师吴宓[mì]的邀请，叶公超重新北上，出任清华外文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外文系讲师。

在此期间，叶公超不仅沉浸于学术的海洋中，还邂逅了燕京大学的校花袁永熹。

袁永熹出身名门，虽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却依然坚持半工半读，未曾放弃学业。

叶公超对袁永熹一见钟情，被她的聪慧与坚韧所吸引。

经过热烈追求，终于凭借俊朗的外貌和卓越的才华俘获袁永熹的芳心。

1931年，袁永熹毕业后，二人结为夫妻。

新婚不久，一位学生拜访叶公超时，看到了静坐在桌旁读书的袁永熹，叶公超自豪地向学生介绍她为自己的妻子。

师生交谈期间，袁永熹默默端茶，夫妻俩举案齐眉。

193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取名叶彤。

1937年，儿子降生，取名叶炜。

两个孩子的名字均出自《诗经》：

静女其娈[luán]，贻[yí]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yuè]怿[yì]女[rǔ]美。

一家人生活原本和和美美，然而随着生活琐事增多，叶公超逐渐困于柴米油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感到疲惫，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一次，好友吴宓到家做客。

因饭菜不合口味，叶公超竟在客人面前发脾气、摔餐具。

袁永熹并未与之争吵，而是保持一贯的素养，平静地说：

“作为主妇，如果饭菜没有合您的口味，我有责任。

但是，在客人面前发脾气并不合适。”

叶公超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道歉。

但这件事已经在袁永熹心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37年，北平沦陷前夕，叶公超为了妻儿安全，将他们送往美国避难，而他则带着满腔对国家和学术研究的热血，奔赴昆明参与西南联大的建设。

此时，二人仅能依靠书信交流，感情愈发疏远。

当叶公超忙于学术时，上海沦陷，国家的动荡让他倍感焦虑。

一天，叔叔叶恭绰从香港来电，希望他前往上海保护毛公鼎，毛公鼎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这件重要文物当时正被日本人觊觎。

叶公超心怀家国，立即赶往上海将毛公鼎转移。

不幸的是，他由于行踪泄露，被日本人抓进监狱。

在此期间，叔叔无法直接出面，只能让他的养女叶崇范，也就是叶公超的堂妹前往营救。

堂妹叶崇范经常去狱中探望，此时的叶公超本就与妻子分隔两地，叶崇范的温柔陪伴让他十分感动，加上叶崇范对这个博学多才的堂哥也早已芳心暗许。

于是在叶公超成功获救后，两人时常往来，慢慢地开始出双入对。

这对堂兄妹的暧昧关系也随之传开，远在美国的袁永熹听闻传言后难以置信。

她很快带着儿女回国当面质问。

叶公超自觉理亏，诚恳地对妻子解释自己只是感激堂妹的付出，却从未想过与妻子分开。

岂料不久后，袁永熹就从好友口中得知真相。

面对丈夫的背叛，她再次牵着儿女踏上离家的路。

虽然叶公超苦苦哀求，但仍无济于事。

投身政坛，晚年却孤苦伶仃

历经此番风波，叶公超已无意再回到平静的校园教书。

1941年，37岁的他，在政界朋友的劝说下，毅然决定投身政坛，为国家效力。

叶公超仪表堂堂、才华横溢，又精通外文，有着深厚的中西学背景，于是他顺利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担任马来亚专员。

在新加坡任职期间，叶公超组织了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呼吁当地华人加入反日本侵略的行动中来，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叶公超被调任回国，担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

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他逐步晋升至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

1949年，叶公超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并担任外交部部长。

尽管事业上春风得意，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

虽未与袁永熹离婚，但他的身边怎又会缺少红颜知己。

在台湾期间，他的私生活传闻不断。

而在美国独自抚养孩子的袁永熹对于这些传闻根本不在乎，不过每逢重大场合，她都会返回台湾配合叶公超，陪同他出席走走过场，随后便返回美国。

1958年8月，叶公超被调任为“驻美国全权大使”。

然而，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处理不当，他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从此退出政坛。

离开政坛后，他与妻子共同相处的机会更为稀少，妻子也再没回头。

赋闲在家的他，曾尝试到台大和台师大讲课，但不久便被有关方面干预而不得已中止。

此后，叶公超只能闲散在家。

他提起画笔，“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借此来表达内心的悲喜。

从前，他享受过一家人围绕身边的天伦之乐，也曾在外交场上叱咤风云，然而一切却成了过眼云烟。

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寄情画中，在孤独与悔恨中度过了20年。

1981年11月，叶公超一病不起。

他在弥留之际不断念叨着他的妻子、儿女们，但令人唏嘘的是，77岁的他去世时，身旁竟无一亲人陪伴。

回顾叶公超的一生，他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年仅22岁便成为北大教授，后来又在外交领域上成就斐然。

然而，人生总有缺憾，感情上的不慎重让他的幸福大打折扣，最终他只能孤独终老。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要学会珍惜与感恩，不给未来的自己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