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全军裁撤女兵，廖汉生找到彭总：谁都能走，她必须留下

一九五三年春天，西北军区领导收到一份关于全军女同志集体复员转业的文件。文件规定，除了医院系统必需的人员之外，其他岗位的女兵要陆续离开部队。命令需要执行，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为此，军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听大家怎么想。轮到政治部秘书长李贞发言时，这位经历丰富的女同志停顿了一下，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说：“我是一九二七年当的兵，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短短一句话，背后是她二十六年的军旅岁月。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军区副政委廖汉生，手里拿着一份近万人的名单。他反复看着李贞的材料，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天后，廖汉生下了决心，去趟北京，当面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副主席汇报这件事。他要争取让这位不一般的女同志留下来。

廖汉生和李贞在红军时期都曾在红二方面军工作，廖汉生深知她是个难得的人才。

一九零八年，在湖南浏阳一个穷苦的农户家里，他们的第六个女儿出生了，家里叫她“旦娃子”。六岁那年，因为实在养不起，她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砍柴、挑水、挨打受骂，这样的日子，她熬了整整十二年。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浪潮涌到乡下，十八岁的旦娃子第一次看见妇女协会那些剪短头发、四处宣传的女兵。她心里一亮，自己跑到区上报名参加。

登记名字时，她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李贞，意思是忠诚和坚定。第二年三月，她入党，不久便跟随队伍，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差不多同一时期，湘西桑植县的土家族青年廖汉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八年三月，贺龙回到家乡组建队伍，十七岁的廖汉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他从游击队战士干起，在湘鄂西的山区里坚持游击战，后来逐步成长为红二军团的一名师政委。那时候，李贞在湘赣地区，廖汉生在湘鄂西地区，两人还不相识，但都走上了同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九三四年，李贞跟随红六军团西征，后来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共同在湘鄂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他们从桑植再次出发，开始了自己的长征。此时李贞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且已怀有身孕。

在贵州一个叫甘溪的地方，部队遭遇敌人重兵包围。突围时，李贞和几名战友被逼到一处名叫“狮子崖”的悬崖边。眼看敌人就要扑上来，李贞对身边的战友喊道：“我们死也不能当俘虏！”说完，她纵身跳下悬崖。

幸运的是，她被山腰的树枝挂住，保住了性命，但腹中的孩子却没能保住。这次重伤让她落下病根，从此不能再生育。

而在同一支队伍里，廖汉生正带领红二军团第六师。他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力让战士们活着走过雪山草地。过雪山时，寒风刺骨，呼吸艰难。

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和彭德怀有了工作上的交集。一九四七年夏天，廖汉生所在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划归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

彭总治军严格、脾气刚烈是出了名的，廖汉生也是个直性子，他带领的又是贺龙带出来的老部队，初期配合难免产生摩擦。

攻打陕西榆林时，部队遭遇抵抗，久攻不下。一次电话中，彭德怀发了很大的火，话说得很重。廖汉生一听也急了，对着电话直接顶了回去，最后竟气得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他带着警卫员就冲到前线，亲自组织部队继续强攻。他心里憋着一股劲，非要打出个样子来。

随着战斗一次次进行，廖汉生看到彭总穿着和战士一样的衣服，和大家一起吃饭；彭总发火，多半是因为心疼部队伤亡，担心错过战机。

到后来，廖汉生不仅心服口服，也敢在关键时候为了部队的实际困难去提意见、去争取。这种在战场上结下的情谊，正是一九五三年他敢于为了李贞的事，专程去北京找彭总的底气。

一九五三年的这次大裁军，对李贞来说时机确实不易。她当时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工作正得心应手。命令下来，除了医院系统的女同志，其他岗位的女兵原则上都要转业。

座谈会上，李贞那句平静的“没离开过部队”，道出了她最放不下的东西。二十六年了，她的生命早已和这支军队融为一体。

廖汉生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执行命令，但他考虑得更多。他面前的上万份材料里，有九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大姐。

他的目光一次次落在李贞的档案上，从童养媳到红军干部，从浏阳游击队到志愿军政治部，这份档案记录了一个贫苦女子成长为革命军人的完整历程。他想，如果连这样的同志都必须离开，这项政策是不是还能再斟酌？

一个“一定要把李贞留下来”的想法，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廖汉生去北京见老首长，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准备的材料清晰列出了李贞二十六年的军龄和党龄，履历从浏阳游击队一直写到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时期。重点说明她在西北和朝鲜前线实际负责的工作，尤其是她参与制定的俘虏政策，因为合情合理、符合规范，甚至在停战谈判时被拿来作为参考。

在北京的军委办公室里，廖汉生一条一条汇报，彭总安静地听着。彭总对李贞并不陌生，在西北野战军和志愿军时期，李贞都在他领导下工作过。

他看中的不仅是李贞的资历，更是她在朝鲜前线表现出的懂政策、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素质，对正在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军队来说非常需要。

原则要坚持，但对特殊人才也可以特殊考虑。彭德怀听完，点了点头。这个保留下来名额，为李贞争取到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中国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举行。念到少将名单时，一位个子不高、步伐稳健的女军人走上台前。她就是李贞，那年四十七岁。

授予她少将军衔，主要依据是红军时期她担任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职务，在一千多位开国将帅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而她的丈夫甘泗淇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对、也是唯一一对“夫妻将星”。

授衔之后，李贞的工作并未停止。她后来担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等重要职务。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一日，李贞将军在北京逝世。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她留下的全部财产是，省吃俭用存下的一万一千元存款，一些国库券，以及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日常用品是，四把从湖南带到北京、用了十几年的旧藤椅，一个用了四十年的老式行军箱。

她在遗嘱中交代得很清楚，存款一部分捐给北京少年宫，一部分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组织；两根小金条分别捐给家乡湖南浏阳和丈夫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用于兴办学校。

最让人感动的是，人们发现她保存着两套全新的、连包装都未拆开的六五式军装。她一生最爱穿军装，却把最新的两套一直整整齐齐收着，始终舍不得穿上身。

那军装，是她对军队一生的眷恋；那财产清单，是一位老战士交给人民的最后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