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强奸继女六七十次 获刑24年半

男子强奸继女六七十次 获刑24年半

继父四年六七十次性侵未成年继女：法律严惩背后的正义与警示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慨与广泛关注。39岁的被告人刘冬（化名），在与被害人小雪（化名）的母亲登记结婚后，利用继父身份，于2020年夏季至2024年7月17日的四年间，对2009年出生的未成年继女小雪实施了高达六七十次的强奸行为，同时还存在猥亵儿童、强制猥亵等犯罪行为。最终，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对刘冬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月。这一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更折射出继父母子女关系中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边界与现实难题，值得我们从法律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我们需清晰梳理案件的核心事实与法律关系，这是理解判决逻辑的基础。根据判决书披露的信息，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是继父女关系，该关系基于刘冬与小雪母亲的婚姻登记而产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刘冬在与小雪共同生活期间，不仅负有对小雪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更应当遵守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对小雪实施任何伤害行为。但事实上，刘冬却利用这种共同生活形成的监护与照料关系，将小雪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长期实施性侵行为，其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民法典规定的家庭责任与伦理底线。

从犯罪构成来看，刘冬的行为分别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且均具有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关于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奸淫幼女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依法适用更重的量刑幅度。本案中，小雪出生于2009年，2020年夏季案发起始时年仅11岁，属于典型的幼女，而刘冬作为与其共同生活的继父，显然属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范畴。更严重的是，其强奸行为持续四年之久，次数高达六七十次，完全符合“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这也是法院对其强奸罪从重处罚的核心依据。

对于猥亵儿童罪与强制猥亵罪，同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撑定罪量刑。《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二）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三）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四）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本案中，刘冬在实施强奸行为的同时，还对小雪实施了猥亵行为，结合其“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身份，其猥亵行为本身就具有从重评价的基础。而强制猥亵罪的认定，则是基于其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手段，违背小雪的意志实施猥亵行为，侵犯了小雪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法院对这三个罪名分别定罪后，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数罪并罚的规定，综合考量各罪名的量刑情节，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月，这一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也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形成了有力震慑。

深入分析本案的判决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法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处，始终坚持“从严从重”的核心导向。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之所以将“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作为从重处罚的关键情节，本质上是因为这类人员与未成年人之间存在天然的信任关系和权力落差，其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仅会对未成年人的身体造成伤害，更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长期、不可逆的创伤，同时也会破坏社会对家庭监护制度的信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法院在量刑时通常会综合考量犯罪主体身份、犯罪持续时间、犯罪次数、犯罪手段、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等多重因素，确保刑罚能够充分体现惩戒与预防的双重功能。本案中，24年6个月的刑期，既体现了对刘冬持续、多次侵害幼女行为的严厉谴责，也向社会传递了“任何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法律代价”的明确信号。

除了定罪量刑的法律分析，本案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暴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中未成年人保护的现实漏洞。根据《民法典》规定，继父母对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负有保护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缺乏血缘纽带，部分继父母的监护责任意识淡薄，甚至利用监护便利实施侵害行为。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案件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像本案这样持续四年的侵害行为，直到小雪报案才被发现，这背后可能存在被害人因恐惧而不敢发声、监护人监护缺位等多重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未成年人保护不仅需要法律的严厉惩处，更需要完善的家庭监护监督机制和社会支持体系。比如，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再婚家庭监护责任的宣传与指导，明确继父母的法律义务；学校应当强化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建立常态化的心理疏导与求助渠道；社会各界也应当形成合力，为未成年人构建多元化的保护网络，确保一旦发现侵害行为，能够及时介入、有效处置。

从社会警示意义来看，本案为所有负有监护职责的人员敲响了法律警钟。无论是亲生父母、继父母，还是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有看护、教育、医疗等职责的人员，都必须清醒认识到，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受法律的绝对保护，任何试图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本案也提醒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要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要明确知道任何形式的身体侵害都是违法的，遇到侵害时要勇敢向信任的人求助并及时报警；对于监护人而言，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状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避免因监护缺位让未成年人陷入危险境地。此外，再婚家庭中，父母更应当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与安全保障，建立健康、平等的家庭关系，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家庭防线。

还需要强调的是，法律的严惩只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要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对负有特殊职责人员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认定标准与量刑规则，堵塞法律漏洞；另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案例普法、校园讲座等多种形式，让“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人人关心未成年人、人人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氛围。同时，要健全未成年人权益救助机制，为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及时的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生活帮扶，帮助他们走出创伤，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本案中，刘冬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是正义的彰显，但我们更应当铭记，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和一个孩子的创伤。24年6个月的刑期，不仅是对刘冬个人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警示：家庭不是法外之地，监护职责不容亵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法律的坚实护航，更需要每一个人的用心守护。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能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成长，让家庭真正成为幸福的港湾，而非滋生罪恶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