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韩律师，我……我真是李卫东。”
“身份证拿出来。”
“这不就是吗？您看，照片，名字，号码！” 韩涛推了推眼镜，把那张二代身份证在桌上敲了敲，指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系统上，这个身份证号，关联的人，十年前就‘工伤死亡’了。”
李卫东“噌”地站了起来，花白的头发都快立住了，一股烟尘味扑面而来：“可我大活人就坐在这儿！热乎的！”
韩涛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那你就得去问问，十年前，是谁‘杀’了你。”
01.
韩涛的律师事务所在一条老街的二楼，木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陈年纸张和劣质速溶咖啡混合的味道。
他今年四十五，以前是刑警，干了十五年，最后还是脱了警服，换上西装。
原因无他，他厌倦了在“程序”和“真相”之间跳舞，索性自己出来，专门接点这种“烂事”——离婚官司、财产纠纷、继承权撕扯。
今天这件“烂事”，有点邪门。
委托人叫李卫东，五十二岁，一脸的沧桑，像是刚从沙土里刨出来的。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袖口磨破了，身上有股坐了三天两夜硬座火车的味道。
“韩律师，您是不信我？”李卫东急得搓手。
“我信不信不重要，社保局的系统不信你。”韩涛把那张刚打印出来的A4纸推过去。
纸上，李卫东的名字后面，跟着一行刺眼的黑体字：【状态：已故（工伤死亡）】。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前。李卫东揣着自己全部家当——三百多块钱，想去社保窗口办个医保续费，他有高血压，药断了快一个月了。
窗口里的小姑娘看了他身份证好几次，又抬头看看他，脸都白了。
“大叔……您，您这身份证？” “咋了？假的？” “不是……系统显示，您这……您这状态不对啊。”
小姑娘到底年轻，没绷住，喊来了主管。主管一看，也倒吸一口凉气，指着屏幕上的“已故”二字，结结巴巴地问李卫东：“您……您是李卫东本人？”
李卫东当场就炸了：“我不是他本人，我是他鬼魂？我来办医保，你们说我死了？那我现在是啥！”
动静闹得有点大，社保局报了警，说有人扰乱公共秩序。
巧的是，出警的片儿警刘洋，是韩涛当刑警时带过的徒弟。
刘洋一看这情况，头都大了。
他把李卫东拉到一边，核对了八遍身份证，又在警务系统里查了半天，最后给韩涛打了个电话。
“师父，我这儿碰上个‘活死人’。”刘洋在电话那头压着嗓子，“一个叫李卫东的，系统里显示他十年前工伤死了。可他大活人就在我面前，身份证也对得上。我查了当年的卷宗，意外事故，手续齐全。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工伤赔偿金……全是他老婆张桂芬领走的。”
韩涛“嗯”了一声：“所以呢？”
“所以这事儿邪门啊！我们派出所没法立案啊。
人活着呢，我们立什么？诈骗？可苦主是他自己，被骗的是社保局和工厂……
这都十年了，早过追诉期了。
我感觉这事儿最后还得落到‘民事纠纷’上。师父，你那儿不是专接这种烂事儿吗？我让他过去了，你给瞧瞧。”
于是，李卫东就坐到了韩涛的办公室里。
韩涛盯着那张社保查询单，工亡日期：十年前，8月4日。赔偿金领取人：张桂芬（妻）。
他抬起眼皮，镜片后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落在李卫东脸上。
“十年，”韩涛的声音很平静，“你这十年，去哪儿了？”
02.
李卫东的眼神瞬间躲闪起来，那股子刚在社保局爆发的火气，一下子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羞愧的局促。
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递给韩涛一根，被韩涛摆手拒绝了。
他自己点上一根，猛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整个人更显颓唐。
“韩律师，不瞒您说……我，我是自己走的。”
十年前的李卫东，不是个省心的人。
在一家私营的小五金厂当机修工，不大不小的技术工种，挣得不多，但脾气不小。
那时候他刚四十出头，迷上了打牌，不是什么豪赌，就是厂区后门的小卖部里，一块两块的“斗地主”，但架不住天天玩。
工资一发，先还债，再押上。手里没钱，就跟工友借，跟亲戚赊。老婆张桂芬跟他吵了无数次，吵到最后，两人一说话就跟乌眼鸡似的。
“李卫东，你再敢去赌，我带着儿子回娘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懂个屁！我那是手气不好！过两天就翻本了！”
十年前的8月1号，他发了工资，三千多块。
揣在怀里还没捂热，当天晚上就在牌桌上输了两千。他不敢回家，在厂里宿舍睡了一宿。第二天回家，张桂芬一翻他钱包，当场就炸了。
那场架吵得天翻地覆，张桂芬把暖水瓶都砸了，哭喊着要离婚。
李卫东也上了头，借着酒劲，吼了一句：“离就离！我出去混个出人样来再回来！省得你看我窝囊！”
他真就这么走了。拿了张破旧的蛇皮袋，塞了两件衣服，揣着剩下的一千多块钱，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我就是……就是赌气。”李卫东的烟灰抖了一地，“我寻思出去闯闯，挣了大钱，风风光光地回来。谁知道……”
谁知道现实比牌局还黑。他没学历，没技术，年纪又大，在南方只能下苦力，在工地上搬砖、和泥。第一个月，工资被包工头卷跑了。第二年，在黑作坊干活，手被机器压了，没拿到一分钱赔偿，还差点残废。
“刚走那一年，我给家里打过两次电话。”李卫东声音低了下去，“是……是我弟弟，李卫国接的。我问桂芬和孩子呢，我弟在电话里骂我，说我不是个东西，说桂芬要跟我离婚，让我别再回来了。”
“从那以后，我就真没脸联系了。手机也丢了，身份证……我那身份证，有一次查暂住证被收了，后来又托老乡给办了个假的。我怕……我怕我那些债主。”
他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庞大的城市底层。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干一天活，拿一天钱，没有社保，没有合同。
“我以为，桂芬她……她顶多就是跟我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过。我这次回来，是真病了，高血压，头晕。我想着，好歹回来，看看孩子，用医保买点药……我万万没想到，她……她她……她把我给‘办死’了！”
李卫东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眼圈红了。
韩涛面无表情地听完。这种故事，他听过太多。不是什么悬疑大案，就是最接地气的人性——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一个绝望的妻子，一个破碎的家庭。
“你的身份证，十年前被收了？”韩涛抓住了重点。 “啊……对，被收了。我南下第二年就被收了。我现在这个……”
李卫东赶紧掏出身份证，“这个是……是我五年前回老家补办的。” 韩涛接过身份证，仔细看了看补办日期。
“李卫东，”韩涛把身份证还给他，“你这案子，不是‘复活’，是‘夺回’。你得从你老婆手里，把你的身份，还有那笔工伤赔偿金，夺回来。”
“那……那要怎么办？”
“打官司。告你老婆，申请‘撤销死亡宣告’。”
韩涛顿了顿，“不过在告之前，我得先去弄清楚，十年前，替你‘死’的那个倒霉蛋，到底是谁。”
03.
李卫东没钱请律师。韩涛看了他半天，最后让他签了份风险代理合同——案子赢了，他从追回的赔偿金里抽三成。
如果输了，李卫东自认倒霉。
送走李卫东，韩涛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又给刘洋打了个电话。
“小刘，帮我个忙。十年前那个李卫东的‘工伤死亡’卷宗，我想看看原件。”
“师父，这不合规矩……”
“我以前在局里，请你吃过三百多顿黄焖鸡。你现在在的那个办公室，还是我以前待过的。”
“……行吧。复印件，我晚上带给你。老地方。”
老地方，是市局后面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老胖烧烤”。
晚上九点，刘洋穿着便服来了，带来一个牛皮纸袋。
“师父，你可别说我给的。”刘洋把袋子塞给他，抓起一串腰子，“这案子当年就是个意外事故，结案很快。工厂赔钱，家属满意，没人追究。”
韩涛借着烧烤摊昏黄的灯光，打开了档案袋。
档案很薄。十年前的8月3日夜班，五金厂的冲压车间发生事故。一台老旧的机器突然失控，一名工人被卷入，当场死亡。
韩涛翻到了现场照片的复印件。黑白的，很模糊，现场很惨烈。
“辨认报告。”韩涛翻到下一页。 报案人：李卫国（死者弟弟，时任该厂车间安全主管）。 辨认人：张桂芬（妻）、李卫国（弟）。 笔录上写着，二人当场确认，死者就是李卫东。哭得撕心裂肺。
“法医报告呢？” “在这。”刘洋指了指。 报告很简单：死者男性，40岁左右，系机械外力致死。因遗体损毁严重，无法进行面部识别。
韩涛的眉头皱了起来：“无法识别，他们怎么认的？” “喏，物证清单。”
韩涛翻到最后一页。 【证物清单】：
死者身上发现的衣物碎片。
在车间角落发现的钱包一个，内有现金三百余元，无证件。
在李卫东的工位抽屉内，发现其工牌一张。
这完全符合了那个悬疑标题的描述。
韩涛死死盯住了第三条。
“工牌？”
“对啊。”刘洋说，“我特意看了看备注。当时的出现场笔记写着：工牌塑料外壳有破损，照片已模糊，但名字‘李卫东’清晰。且工牌的下缘，沾染有少量暗红色血迹，已干涸。”
“血？”韩涛的嗅觉立刻敏锐起来。
“应该是死者的吧？机器卷进去，血溅得到处都是，溅到抽屉里也正常。”刘洋满不在乎地撸着串。
韩涛摇摇头。不对。 如果一个人被卷入机器，血迹应该是“喷溅状”的。
而一个放在抽屉里的工牌，如果被溅到，也应该是正面。
但笔记写的是“下缘沾染”。这更像是……工牌被拿出来过，在血泊里“蘸”了一下，或者，是持有人手上沾了血，又去拿了工牌，然后放回了抽屉。
更关键的是，李卫东明明是8月1号晚上才离家出走的。
8月3号的夜班，他根本不可能在厂里。
“这个报案人，李卫国。”韩涛问，“他是安全主管？” “对。亲弟弟，大义灭亲……不对，是亲弟弟处理后事，尽心尽力。” “他这个安全主管，当得可不怎么样。”韩涛冷笑一声，“出了这么大的事，工厂没被查封？”
刘洋压低声音：“查了。但最后认定是工人违规操作，机器老旧。工厂赔了一大笔钱，张桂芬签了谅解书，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那个小厂子，第二年就破产搬走了。”
韩涛心里有数了。
一个离家出走的丈夫。
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尸。
一个当安全主管的弟弟。
一个哭着认尸的妻子。
一张沾着血的工牌。
一笔巨额的赔偿金。
这不是意外。这是一场完美的“民事合谋”。
04.
韩涛决定先去会会这位“寡妇”张桂芬。
他没让李卫东跟着。他怕李卫东这个“活死人”往门口一站，张桂芬要么吓晕，要么直接报警，那这官司就没法谈了。
地址是十年前的老住址，一个九十年代的家属院。
韩涛提着一个公文包，按响了502的门铃。
开门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保养得还行，烫着卷发，穿着一身丝质的居家服。虽然楼道很破，但她家里明显是新装修过的，地板锃亮。
她就是张桂芬。
“你找谁？”张桂芬警惕地看着这个穿西装的陌生男人。
“张桂芬女士吗？”韩涛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我是韩涛律师。我受托在核实一份十年前的民事档案，关于您丈夫李卫东先生的工伤赔偿案。”
“律师？”张桂芬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核是什么？人都死了十年了！骨灰都在八宝山！你们想干嘛？工厂想反悔赖账？”
她的反应，比韩涛预想的还要激烈。
“您别紧张。”韩涛把脚卡在门缝里，防止她关门，“不是工厂。是我们在处理另一起民事案件时，调取档案，发现这个案卷有些……模糊的地方。比如，当时的遗体辨认。”
韩涛的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据说法医报告说，遗体损伤很严重，面部无法识别。您和您的小叔子……是怎么确认的？”
张桂芬的脸白里透红，是气的：“你什么意思？我丈夫我化成灰我都认识！他胳膊上那块疤，还有他穿的衣服！就是他！你一个律师，管天管地，还管到十年前的死人头上了？”
“我只是例行公事。”韩涛打量着她，“张女士，您这十年，过得好像不错。”
“你……”张桂芬气得发抖。
“嫂子！谁啊！大白天的吵吵什么！” 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门猛地被拉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三角眼，一脸横肉。他只穿了个背心，脖子上挂着条粗金链子。 他长得和李卫东，有三分像。
“你是干嘛的？”男人不客气地顶住韩涛。 “这是我小叔子，李卫国。”张桂芬往后退了一步。
李卫国。韩涛心里冷笑，正主都到齐了。
“我是律师。”韩涛重复了一遍。 “律师？”李卫国上下打量着他，“问我哥的事？都结案了，你问什么？滚！再不滚我报警了，说你私闯民宅！”
李卫国这态度，比张桂芬更嚣张，也更心虚。
韩涛纹丝不动，他盯着李卫国的眼睛：“李卫国先生，我正好也想问问你。十年前，你在五金厂当安全主管。你哥出事那天，你当班。你第一个到的现场。”
李卫国的瞳孔猛地一缩。
“你也是第一个，在那个工位抽屉里，发现那张沾着血的工牌的人。”
空气凝固了。
李卫国的呼吸瞬间粗重起来，他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
韩涛退后一步，从包里拿出名片，塞进李卫国的手里。
“我不是警察，我是律师。警察管刑事，我管民事。如果李卫东先生的‘身份’，或者那笔‘赔偿金’，出了什么民事纠纷。比如……有人想‘拿回去’。”
他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张桂芬。
“二位，会需要我的。”
韩涛转身下楼，他能感觉到背后两道几乎要杀人的目光。
05.
回到事务所，李卫东正坐立不安地等着。
“怎么样，韩律师？她……她是不是很惊讶？”
“她不是惊讶，她是想杀了我。”韩涛喝了口凉透的茶，“李卫东，你弟弟李卫国，当年是那个车间的安全主管。”
李卫东愣住了：“卫国？他……他怎么了？他不是帮着处理我后事吗？”
“他是帮你处理后事，还是帮你‘制造’后事，这得另说。”韩涛把烧烤摊上那份档案复印件拍在桌上，“你老婆和你弟弟，当年是唯一的遗体辨认人。法医都说没法认，他们俩一口咬定是你。”
李卫东的脸，从红变成了白，又从白变成了青。他不是傻子。
“他们……他们合伙坑我？就为了那点赔偿金？”
“可能不止。”韩涛说，“我查了。你名下，是不是在老家拆迁的时候，分过一套房？”
“是啊！”李卫东一拍大腿，“当年拆迁，我爸妈留下的老宅子，分了套两居室，就在我名下。桂芬她没工作，一直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她，我没同意……”
“你一‘死’，作为你的合法继承人，她就有权处理这套房子了。”韩涛的语气冰冷。
“这两个畜生！”李卫东气得浑身发抖，“韩律师，告！告他们！我一分钱也不给他们留！”
“别急。”韩涛按住他，“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证明你是你。你告到法庭上，说你是李卫东。你老婆和你弟弟会一口咬定你不是，说你是骗子。他们手里有你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当年的尸体已经火化了，DNA都没得验。”
“那怎么办？我就活该‘死’着？”
“我们必须找到，十年前那个替你‘死’的人是谁。”韩涛说，“只有找到那个人的身份，戳穿当年的谎言，这场官司，我们才能赢。”
“去哪儿找啊？都十年了。”李卫东又泄了气。
韩涛没说话，他重新拿起了刘洋给他的那份档案。 “血。”他喃喃自语，“那张工牌上的血。”
他立刻给刘洋又打了个电话：“小刘，再帮我查个东西。十年前，8月3号，就是李卫东‘死’的前后三天。你们辖区，或者全市，有没有报‘失踪’的案子？特别是……工地上的，外地务工人员。”
刘洋在那头哀嚎：“师父，你这是要翻天啊。十年前的失踪人口……大海捞针啊。” “活人，李卫东。死人，无名氏。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时间点对得上，这不叫大海捞针，这叫精准打捞。”
两天后。 还是那家老胖烧烤，还是那个角落。 刘洋这次没点串儿，表情很严肃。
“师父，你真是……神了。”刘洋把手机推过来，上面是一张内部系统的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