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出版

（来源：南湖晚报）

转自：南湖晚报

　　N刘健

　　2025年12月6日，杜泽逊、马学良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举行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山东出版传媒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涛主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

　　山东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强表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齐鲁书社二十世纪末推出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立项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对这一文化瑰宝的重要补充，影响深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的编纂出版，既是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补编》的接续传承，也是对《关于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积极响应和成功实践，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次抢救性发掘与保护。山东出版集团将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十五五”规划的重点方向之一，科学布局，稳步推进，扎实做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丛书》等项目，继续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王明舟高度肯定了丛书的出版价值，他认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的编纂出版，正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是用典籍传承守护文化根脉的具体行动，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山东出版人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使命和担当；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在发言中追溯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历程，称这部典籍的传承见证了国家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他表示，国家图书馆作为中华典籍守护者，未来将持续做好丛书的收藏保护与利用工作，同时推动古籍“三大保护”协同发展，助力“四库学”研究走向深入。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帝敕命、纪昀等360余位朝臣学者编纂、3800余人抄写完成的旷代巨编，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460余种、79300余卷，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纂修《四库全书》时，朝廷对搜集到的万余种典籍进行甄别筛选，其中约三分之一被抄写入《四库全书》，史称“著录书”；另三分之二仅保留书目提要而未抄录，史称“存目书”。这些书籍或因学术观点、或因时代局限未能入选，但多具重要文献价值，甚至不乏稀世珍本。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杜泽逊简要介绍了“存目书”的概况，并回顾了丛书的编纂历程。他指出，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1万多部书籍中，6793种仅存目录未被抄入全书，成为“四库存目书”，这些典籍虽未入编却极具学术价值。1992年编纂建议获批后，齐鲁书社于1997年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200册，2001年出版《补编》100册。时隔多年后，在国家古籍普查与数字化技术助力下，主创团队遍访各大图书馆征集底本，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审定著录信息并逐页审核。各方面通力合作，促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的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书籍，实为《四库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蕴含极高且多为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至如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接续问世，这项跨越数十年的工程，借助现代技术抢救性保护了珍贵典籍，既完善了《四库全书》文献体系，更助力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堪称传承中华文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举。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罗琳认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新增176种稀见典籍，更在于以原书牌记、行款、序跋俱全的影写方式，首次恢复了《四库》系统提要所据之“原典形态”，使乾隆以前刻本、钞本之卷端牌记、校刊衔名、藏家题识一一复位。其出版不仅弥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无牌记”的学术遗憾，也为四库学、清代藏书史研究树立了可征信的文本基准。

　　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发言中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由齐鲁书社与奎文阁联合出版，堪称“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学术价值显著。他从版本学角度提出，在AI时代，古籍纸本出版仍具有其独特价值——原始底本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底本质量直接决定学术体系的严谨性。他建议后续编纂可拓展域外征集渠道，甄选真正的四库底本，为“四库学”研究提供更精准的文献依据。

　　典籍之存亡，关乎文脉之续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的出版是结束更是开始，它将推动“四库学”研究迈向更精深广阔的新阶段，让千年文脉在协作共识中共生绵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