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陈素卿，四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两个红色封皮的证书，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周振华签字时手都没抖一下，像在签快递单。我也没抖，就是钢笔出水不太畅快，在“陈”字的那一竖上洇开个小墨点，像滴没落下来的泪。
结婚二十三年，我们没吵过几次像样的架。他是个会计，我是个出纳，连职业都配成套。日子过得像他做的账本，每笔进出都清楚，每页都平整，就是翻不出什么温度。
走出民政局时是上午十点半，阳光很好。周振华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妈那边……”
“我自己回去收拾。”我打断他。
他点点头，转身往地铁站走。我们不同路，从三年前开始就不同路了。
回到家是十一点四十。这个时间我通常会开始洗菜淘米，准备午饭。婆婆陆金凤每天十二点半准时坐餐桌前，筷子要在十二点三十五摆到她手边，饭要盛得冒尖但不能太满，汤要晾到温热但不能凉透。
今天我没进厨房。
我直接上楼，从储藏室拖出那个二十八寸的灰色行李箱。箱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灰，上次用还是五年前周振华公司旅游，我因为要照顾感冒的婆婆没去成。
卧室衣柜里，我的衣服只占左边三分之一。周振华说过，右边要留出空间挂他第二天要穿的西装衬衫。我一件件取出来，叠得很仔细。毛衣对折，衬衫扣好纽扣，袜子卷成团塞进鞋子里。二十三年的衣物，一个行李箱居然装得下。
“素卿啊——”
婆婆的声音从楼下飘上来，拖着长调，像京剧里的叫板。
我没应声，把最后一件开衫放进箱子。这是结婚那年母亲给我织的，枣红色，线头已经有些起球。母亲前年走了，这件衣服再没穿过，但每次都带着。
“几点了还不做饭？”
脚步声踩在楼梯上，咚咚咚，一步比一步重。我知道她在表达不满，用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以前我会小跑着出去解释，现在我把箱子拉链拉上，咔啦一声，清脆利落。
门被推开时，我正好扣上行李箱的锁扣。
陆金凤站在门口，六十七岁的人腰板挺得笔直。她年轻时是纺织厂女工，退休后把指挥生产的劲头全用在家里。花白的头发烫着小卷，一丝不苟地用黑色发卡别在耳后。今天穿的是那件墨绿色带暗花的绸衫，是我去年母亲节给她买的。
“叫你听不见？”她眉头皱出三道深纹，“这都几点了？振华中午回不回来吃饭？不回也得准备着，万一……”
“我们离婚了。”我说。
话出口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原来可以这么直接，不用铺垫，不用看脸色，不用选时机。
陆金凤的表情凝固了几秒，然后那三道皱纹舒展开，变成一种似笑非笑的样子：“说什么胡话。菜买了吗？昨天说的排骨，要肋排，别又买成大骨头。”
她转身要下楼，好像我刚才说了句“今天天气不错”。
“妈。”我第一次在叫她时没有下意识地堆起笑容，“上午办的离婚。证在包里，要看吗？”
她慢慢转回身，目光落在我脚边的行李箱上，又移到我脸上。那双眼睛我看了二十年，从明亮到浑浊，从审视到漠然，此刻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重新聚焦。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我拉起行李箱拉杆，轮子咕噜噜响起来，“我收拾好了，今天就搬出去。房租交了三个月押一付三，地址我写餐桌上了。”
我推着箱子往门口走。箱子有些沉，轮子在木地板上碾出连续的闷响。
经过她身边时，她突然伸手抓住了拉杆。
那双手我熟悉，指节粗大，皮肤松垮，有几处老年斑。就是这双手，曾经把我熬了四个小时的鸡汤整锅倒掉，说太咸；把我手洗的羊毛衫晾到变形，说我没拧干；在我怀孕三个月时让我擦厨房吊顶，说“多动动好生”。
“你去哪儿？”她问，声音有点紧。
“租了房子，在城西。”
“谁问你这个！”她的手攥得更紧了，指甲有些发白，“我问你，你走了，家里谁给我做饭？”
我停下动作，转头看她。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特，不是愤怒，不是伤心，甚至不是惊讶。是一种……困惑。真正的、纯粹的困惑，像看到一个本应永远静止的钟突然开始走针。
“您可以自己做。”我说，“或者让周振华做。他也会做饭，只是以前不用做。”
“他上班那么忙！”
“我也上过班。”我轻声说，“在银行做了二十年出纳，每天六点起床做早饭，中午跑回来做午饭，晚上加班还要先给您做好晚饭放蒸锅里。我退休这三年，您是不是忘了，我也曾经一个月挣八千块钱？”
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动不动就离婚，像什么样子！”
“我们没吵架。”我说，“就是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有房有车，儿子上着大学，老周又没出轨又没赌博，你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啊？你说说！”
我把箱子往自己这边拉了拉，她没松手。
“那些都不重要了。”我说，“重要的是，我不想过了。”
“你疯了。”她得出结论，声音陡然拔高，“陈素卿，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想回来！你以为你四十八了还能找到什么样的？离了婚的女人，就是二手货！”
这个词像根针，扎进来时已经不疼了。她以前也说过，在我三十八岁那年，周振华第一次提离婚的时候。那时我哭了，求了，在卧室跪了一晚上求他别走。
今年我四十八岁。针扎多了，那块皮肤就木了。
“松手吧，妈。”我还是叫她妈，习惯了，“赶地铁呢，下午约了人装宽带。”
“我不松！”她突然整个人挡在门口，双手死死抓着门框，“你想走可以，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就知道，你这半年老抱着手机，肯定有问题！”
我笑了。真的笑出声了。
“您猜我这半年抱着手机在干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解锁，点开屏幕，“在看租房信息，在看招聘网站，在算我的退休金够不够一个人活。哦，还有，”我点开一个APP，“在学做一人食的菜。以前做的都是三个人的量，久了，都忘了怎么只做自己的饭了。”
她的气势弱了些，但手还挡着门。
“那……那振华知道吗？他同意？”
“他签的字。”我说，“我们很平静。财产分割好了，房子归他，存款对半，车我开走——那车本来也是我婚前买的。周洋的学费以后各出一半，他明年毕业，也差不多了。”
听到孙子的名字，她的眼神闪了闪。
“洋洋知道吗？”
“昨晚视频跟他说了。他说，‘妈你开心就好’。”
“这孩子……”她嘟囔一句，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僵持在门口。行李箱立在我们中间，像道界碑。楼下客厅的老式挂钟敲了十二下，当当当，声音沉闷而坚持。
那是她当年的嫁妆。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她就指着那座钟说：“这钟准，跟我一辈子了，以后也得跟我进棺材。”那时我刚满二十五，穿着新买的红裙子，周振华搂着我的肩，我甜甜地叫了声“妈”。
时间真准，准得残忍。
“让让吧。”我说，“再晚赶不上一点的地铁了。”
“你……”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搜寻，好像想找到一点犹豫，一点假装，一点赌气的痕迹。可我脸上什么都没有。四十八岁的脸，有了法令纹，有了眼袋，皮肤开始松弛，但表情是平静的，像深秋的湖面，不起波澜。
她的手从门框上滑下来。
我推着箱子走过她身边，轮子碾过门槛时颠了一下。我弯腰提起箱子，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楼梯十三级，我数了二十三年。今天数最后一趟。
客厅餐桌上，昨晚的碗筷还没收。一盘剩菜用保鲜膜蒙着，是我炒的青椒肉丝，肉丝几乎都在周振华和他妈妈碗里，我吃的多是青椒。茶几上摆着她的药盒，降压药、降糖药、钙片，分装成小格，每周日晚上我会帮她装好一周的量。
我走到门口换鞋。那双米色的平底鞋穿了三年，鞋跟磨得有些偏了。周振华说过几次该扔了，我一直没扔，因为穿着舒服。
“素卿。”
她在楼梯上叫我，没下楼。
我系好鞋带，直起身。
“晚上……”她的声音从上面飘下来，有点虚，“晚上吃什么？”
我握住门把手，冰凉的金属。拧开，门吱呀一声开了。下午的阳光涌进来，有些刺眼。
“您自己决定吧。”我说，没回头，“或者等周振华回来，让他决定。”
我走出去，反手带上门。
咔哒。
锁舌扣进锁孔的声音，清脆，决绝，像给什么盖上了章。
我拖着箱子走在小区里。几个相熟的邻居在晒太阳，看见我和行李箱，表情都愣了下。有人张嘴想打招呼，我点点头，脚步没停。
箱子的轮子在水泥路上哗啦啦地响，像在鼓掌。
走到小区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个阳台，晾着她昨天换下的床单，在风里一飘一飘的。阳台窗户后面，好像有个人影站着，看不真切。
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地铁站不远，五百米。这五百米我走了无数次，买菜、接周洋、上班下班。今天箱子有些重，走一段就得换只手。
手心有点出汗。
不是难过，不是后悔，就是一种空。像胃饿久了的感觉，但不在胃里，在胸腔正中，空荡荡的，风能穿过。
手机震了下，周振华发来微信：“搬了？”
我回：“在路上。”
“妈没为难你吧？”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原来他知道，一直都知道他妈会为难我。他知道，但他这二十年，没说过一句“别为难她”。
“没有。”我回，然后补了句，“药在茶几上，别忘了提醒她吃。”
那边正在输入了很久，最后只发来一个字：“好。”
我收起手机，走下地铁站的台阶。行李箱的轮子在台阶上砰砰砰地响，像个笨拙的鼓点。进站，安检，刷卡，等车。
地铁呼啸而来，带起的风掀起我的衣角。
我拎着箱子走进去，找了个角落坐下。车厢里人不多，有个女孩在吃面包，碎屑掉在裙子上；有个中年男人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对面玻璃窗上，映出我的脸，四十八岁的脸，眼角的皱纹在飞驰的灯光下一明一暗。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生日。
没人记得，我自己也差点忘了。
地铁启动，加速，隧道里的灯光连成流动的线。我从包里掏出那个绿色封皮的小本子，翻开看了看。照片上两个人，都没笑，但靠得很近。那是二十三年前，我二十五岁，相信爱情能克服一切，包括一个永远不会满意的婆婆，和一个永远不会站出来说“不”的丈夫。
我把本子合上，塞回包里。
下一站就要到了。我要换乘，再坐七站，然后出站，打车，去那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昨天我去看过，朝南，有个小阳台，下午阳光能洒满半个房间。楼下有家面馆，老板娘说可以送外卖。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地铁到站，门开了。我拖着箱子走出去，汇入人流。人们走向不同的出口，不同的方向，像水滴散进江河。
我也一样。
只是走得很慢，因为箱子真的有点重。
但每一步，都踩在地上，实实在在的。
租的房子在城西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搬箱子上去那天，我歇了四回。楼道灯坏了两盏，拐角堆着邻居家的纸壳箱，第三次歇脚时，一只黑猫从箱堆里钻出来，绿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
开门进屋时是下午三点。阳光真的洒了半间屋子，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我靠着门框喘气，汗顺着鬓角往下淌。四十八岁的身体，爬六楼不再轻松。
接下来三天，我像只筑巢的鸟。擦玻璃，拖地板，去二手市场买了个书架，自己拧螺丝组装。组装到一半发现少了两个零件，又跑回去要。老板娘翻着白眼从废纸箱里抠出来扔给我：“自己数好啊，别再来了。”
我不生气，反而有点想笑。原来在外面，别人给你白眼就是白眼，不会裹着“为你好”的糖衣。
第四天早上，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周振华的声音传过来：“你在哪儿？”
声音有点哑，像没睡好。
“家。”我说，“有事？”
那边沉默了几秒，只有呼吸声。“妈这两天没吃饭。”
我坐起来，看了眼窗外。天刚亮，灰蓝色的。“然后呢？”
“她说不舒服，血压上来了。”周振华顿了顿，“昨天我带她去医院，医生说情绪波动太大，让静养。”
“哦。”
“陈素卿。”他连名带姓叫我，这是我们吵架时才会用的称呼，“你能不能……回来看看她？”
我握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以前这种时候，我会心软，会愧疚，会觉得都是我的错。现在掌心会疼，但心不软了。
“我们离婚了，周振华。”我说得很慢，确保每个字都清楚，“法律上，我和你妈已经没有关系了。”
“可她毕竟是你叫了二十三年妈的人！”
“是啊，二十三年。”我笑了，“这二十三年里，她有把我当儿媳看过吗？还是当保姆？当生育工具？当你们家一个会走路的家具？”
电话那头只剩下电流声。
我继续说：“周洋小时候发烧到四十度，我说去医院，她说小孩发烧是排毒，不让去。你当时就坐在沙发上，一句话没说。后来孩子烧成肺炎住院，她在病房外跟护士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会带孩子’。你呢？你在医生面前低头道歉，回家后怪我‘没坚持住’。”
“那些事都过去了……”
“没过去。”我打断他，“它们在这儿，在我脑子里，在我骨头里。周振华，我今年四十八了，我想过几天不被人挑刺、不被人使唤、不用看人脸色的日子。这个要求过分吗？”
他叹了口气，那种熟悉的、沉重的、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叹气声。
“那你至少……教教我做几个菜。妈吃惯了你做的口味，我做的她不吃。”
我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它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像道疤。
“菜谱在厨房吊柜里，绿色笔记本。”我说，“油盐酱醋的比例都写着。学不会就点外卖，手机下单，很方便。”
“陈素卿！”他的声音终于带了怒气，“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我轻声问，“周振华，你妈今年六十七，身体硬朗，识字会算账，智能手机用得比我还溜。她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她只是不想。而你，四十九岁的大男人，不会做饭是因为懒，不是笨。这些事，你们早该学会了。”
电话被挂断了。
嘟—嘟—嘟—
忙音像心跳。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躺回床上。被子有股淡淡的樟脑味，房东说都是洗干净晒过的。我睁着眼睛看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一周后，我开始找工作。
简历投出去十七份，有六家叫我去面试。第一家在城东CBD，做财务助理。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看完简历，推了推眼镜：“陈女士，您这……退休了怎么还想出来工作？”
“退休金不够花。”我实话实说。
他笑了笑，笑容里有点别的意思：“我们这工作强度大，经常加班，您这身体……”
“我身体很好。”
“是是是，但毕竟年纪在这儿了。”他合上简历，“这样，有消息我们通知您。”
我知道不会有消息了。
第二家是个小公司，办公室里只有五个人。老板娘亲自面试，四十来岁，烫着大波浪。“你会做内外账吧？”她压低声音，“就是……灵活一点那种。”
我摇头：“我只会做合规的账。”
“那算了。”她的笑容立刻淡了。
第三家、第四家……
第五家是个社区超市，招收银员。店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很和气。“工作时间长，站八小时，你能行吗？”
“能。”
“工资不高，三千五，交社保。”
“行。”
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下：“你以前在银行干过？怎么想来做这个？”
“需要钱。”我说，“而且这工作干净，钱货两清，不欠谁的。”
他笑了：“明天能来试工吗？”
“能。”
试工那天，我六点起床。穿最舒服的平底鞋，头发扎紧，化了淡妆。镜子里的女人眼神平静，嘴角没有习惯性上扬的弧度——以前在家，我总是不自觉地保持微笑，哪怕心里堵得慌。
超市七点半开门，我七点就到。跟着老员工学打秤、识码、操作收银机。中午吃饭半小时，我坐在仓库的小凳子上吃自己带的饭盒。青椒炒肉，这次肉都给自己。
下午三点，手机响了。是周振华。
“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很急。
“上班。什么事？”
“妈住院了。”
我的手停在扫码枪上。旁边的老员工看我一眼，我转身走到货架后面。
“怎么？”
“低血糖，晕倒了。”周振华的声音在发抖，“我从公司赶回去，她倒在厨房里，锅烧干了……医生说她这两天就没怎么吃东西，血糖掉到三点几。”
货架上摆着奶粉罐，白色的，一排排很整齐。我盯着看，眼睛有点花。
“陈素卿，算我求你。”周振华的声音带了哭腔，“你来医院看看她，行不行？就一眼，让她安心吃饭，行不行？”
“我在上班。”
“请假！我给你付误工费！”他几乎在吼，“一天多少钱？五百？一千？你说！”
收银台那边有人在喊：“阿姨，这个多少钱？”
我深吸一口气：“周振华，你听好。第一，我在工作，不能擅离职守。第二，你妈不吃饭是她的选择，不是我的责任。第三，我们离婚了，别再拿钱说事，我不卖这个。”
“你怎么这么狠心？！”他的声音嘶哑，“二十三年！养条狗都有感情！”
“是啊。”我说，“所以我现在不想当狗了。”
挂断电话，我站在原地数了十个数。一、二、三……数到十，呼吸平稳了。走回收银台，对等着的顾客微笑：“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八块五。”
下班时是晚上九点。站了八个小时，腰酸得直不起来。店长给我结了当天的工资，一百二十元现金。“明天还来吗？”
“来。”我把钱仔细折好，放进钱包最里层。
走出超市，夜风很凉。我站在公交站等车，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微信，周振华发来一张照片：医院病房，陆金凤躺在病床上，手上插着输液管，眼睛闭着，脸色苍白。
下面跟着一条语音。
我点开，是陆金凤的声音，很虚弱，断断续续的：“素卿……妈错了……你回来吧……妈以后……都听你的……”
声音那么软，那么可怜，像只受伤的老猫。
我反复听了三遍。
然后按住语音键，说了三个字：“好好养病。”
发送。
车来了，我挤上去。车厢里满是疲惫的面孔，有年轻人在刷手机，有中年人在打瞌睡。我抓着扶手，看着窗外掠过的霓虹灯。那些灯光连成线，像流动的河。
到家已经十点。爬六楼时，腿像灌了铅。开门，开灯，空荡荡的一室一厅。我踢掉鞋子，倒在沙发上。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洋。
“妈。”他的声音小心翼翼，“奶奶住院了，你知道吧？”
“嗯。”
“爸说你不肯去看她。”
“我在上班。”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妈，你真的……不打算管奶奶了？”
我坐起身：“周洋，你二十四岁了，我问你。如果我今天住院了，不吃不喝，你会逼你爸来看我吗？”
“那不一样……”
“一样。”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但肉长在谁身上，疼的是谁。你奶奶疼了，你爸就找我。那我疼的时候，找谁呢？”
周洋不说话了。良久，他说：“妈，你变了很多。”
“是吗？”我笑了笑，“可能吧。人总要变的。”
挂掉电话，我煮了碗泡面。热气腾起来，模糊了眼镜片。我摘下眼镜，世界变得朦胧一片，就像这二十三年。
第二天我照常去超市上班。
中午休息时，店长叫我到办公室。“小陈啊，”他搓着手，“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上午有个老太太来超市找你。”他表情为难，“说是你婆婆，在收银台那边闹了一阵，说你不管她，不孝什么的……好几个顾客都看见了。”
血一下子冲上头顶。
“她人呢？”
“走了，我们劝走的。”店长看着我，“小陈，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咱们这是小本生意，最怕这种纠纷……你看，要不你先休息几天，把家里事处理处理？”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想说我已经离婚了，想说那不是我家的事了。但看着他为难的眼神，我把话咽了回去。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低下头，“今天的工资不用结，我这就走。”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已经转身出去了。
储物柜里只有个帆布包。我换下工服，穿上自己的外套。走出超市时，阳光刺眼。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红薯香喷喷的，三块钱一个。我摸了摸口袋，只有昨天那一百二十块钱。
买了两个红薯，热乎乎的捧在手里。走到公交站，坐在长椅上，慢慢剥皮。红薯很甜，烫嘴，但我一口一口吃完了。
手机震动，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陈素卿吗？”是个女声，有点耳熟。
“我是。”
“我是街道调解员刘姐，我们见过，记得吗？去年你们家那起邻里纠纷……”
我想起来了。楼上漏水，我们家天花板发霉，我去社区反映，就是这个刘姐调解的。
“有事吗？”
“你婆婆陆金凤到我们这儿来了。”刘姐的声音很疲惫，“哭了一上午，说你不管她，她活不下去了。你看，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我看着手里的红薯皮，金黄色的，有点焦。
“刘姐，我离婚了。法律文件需要看吗？我可以拍照发你。”
“我知道我知道。”刘姐叹气，“但老人家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说见不到你就要去跳河。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就算离了婚，毕竟叫了这么多年妈，你就当行行好，来劝劝她，行吗？”
我把最后一口红薯塞进嘴里，慢慢嚼，慢慢咽。
“地址发我。”
街道办事处在老社区里，红砖楼，三层。我走到二楼调解室门口，听见里面陆金凤的声音：“……我哪儿对不起她了？供她吃供她住，孙子给她带大，现在嫌我老了，一脚踢开……”
我推门进去。
屋里三个人。刘姐，陆金凤，还有个记录员模样的年轻女孩。陆金凤看见我，哭声戛然而止，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她今天穿了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没梳好，有几缕散在额前。脸色确实不好，蜡黄蜡黄的，比照片上还憔悴。
“素卿来了。”刘姐站起来，“坐，坐。”
我坐在她们对面的椅子上。椅子是硬的，硌得慌。
“妈，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你还知道叫我妈！”陆金凤的眼泪又涌出来，“我以为你翅膀硬了，不认我了！”
“婚都离了，确实不用认了。”我说得很平静，“但您既然来了，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刘姐，”我转向调解员，“您记录一下。第一，我和周振华已经离婚，法律上对陆金凤女士没有赡养义务。第二，我婚前有工作，婚后也一直工作到退休，没靠谁‘供吃供住’。第三，周洋是我生的、我养的，他小时候您帮忙带过，我感激，但这不能成为绑架我的理由。”
刘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陆金凤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地一条条反驳。
“你……你这个没良心的……”
“良心我有。”我说，“但不多，得省着用。过去二十三年，我在您身上用的良心够多了，现在想用在自己身上一点，不行吗？”
“那你就不管我死活了？！”
“您有儿子，有退休金，有医保。”我一条条数，“您手脚健全，脑子清楚，会打麻将，会跳广场舞，会用智能手机购物。您不是不能活，您只是不想自己活。”
陆金凤的脸从蜡黄变成涨红，又从涨红变成铁青。她猛地站起来，手指颤抖着指着我：“好！好！陈素卿，你今天把话说绝了是吧？那我告诉你，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我去你上班的地方闹！我去你住的地方闹！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站起来，身高比她高一点，俯视着她：“您去。超市的工作我已经辞了，租的房子六楼，没电梯，您要是爬得上去，尽管来。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笑了，“我都四十八了，离了婚，没了工作，一个人住出租屋。我还怕别人说闲话吗？”
她像被抽掉了骨头，跌坐回椅子上，开始嚎啕大哭。是真的哭，鼻涕眼泪一起流，肩膀一耸一耸的。
刘姐赶紧递纸巾，拍她的背：“阿姨别这样，有话好好说……”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哭。二十三年，我见过她很多次哭。周振华升职没请客，她哭；我怀周洋时没查出是男孩，她哭；周洋高考没考好，她哭。每次哭，都能得到她想要的。
今天她哭得最惨，但我不打算给什么了。
“刘姐，”我说，“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她坚持要闹，您可以报警，或者联系她儿子。我还有事，先走了。”
“陈素卿！”陆金凤在背后喊，声音撕裂，“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拉开门，走出去，没回头。
楼梯很长，我一步步往下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咚，咚，咚。走到一楼时，我抬头看了眼窗外。
天阴了，要下雨。
我没带伞。
但没关系，淋湿了就淋湿了吧。反正衣服会干，人不会感冒一辈子。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还是周振华。我按了静音，放进包里。
雨点开始落下来，一滴，两滴，砸在地面上，洇开深色的圆斑。我站在街道办事处门口，看着雨越下越大。
有个卖伞的小贩跑过来：“阿姨，要伞吗？十块一把。”
我看了看他手里的伞，黑色的，很大，能遮两个人。
“来一把。”我掏出那张一百二十块钱，他找给我一百一。
撑开伞，走进雨里。雨点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像很多人在轻轻鼓掌。
我走得很慢，但一步没停。
裤脚湿了，有点凉。但握着伞柄的手是干的，热的。
这就够了。
超市的工作丢了之后，我在家躺了三天。
不是难过，是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像跑了场没尽头的马拉松。第四天早上醒来，阳光从窗帘缝挤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出条亮晃晃的线。我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然后起床，烧水，煮了碗面条。
清汤挂面，卧了个鸡蛋。吃完洗碗，水龙头哗哗响，水池里一圈陈年水渍，怎么刷都刷不掉。就像有些东西，渗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下午我开始整理从周家带出来的东西。其实没多少，那个二十八寸箱子装完，还空了小半边。我把衣服挂进衣柜，书摆上书架，最后从箱子最底下掏出个铁皮饼干盒。
红白相间的铁盒，边角已经锈了。这是我妈的遗物，去年收拾她屋子时带回来的，一直没打开。盒盖上用胶布贴了张纸条，我妈的字，娟秀小楷：“素卿的东西”。
我坐在地板上，打开盒子。
一股樟脑丸和陈年纸张的味道。最上面是几张奖状，小学的三好学生，初中的作文比赛二等奖。下面是个塑料皮笔记本，翻开，里面抄着席慕容的诗，字迹稚嫩。再往下，是几张照片。
我捡起一张。黑白照，边角已经发黄。照片上的女孩大约十七八岁，穿着碎花衬衫，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眼睛亮晶晶的，冲着镜头笑。背景是老家门口那棵槐树，花开得正好。
我看了很久，才认出那是我自己。
原来我这样笑过。
照片背面有字，我妈的笔迹：“1989年春，素卿考上中专，临行前。”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离开县城，坐着绿皮火车去市里读书。包里装着母亲煮的鸡蛋，父亲给的三十块钱，还有一整本崭新的憧憬。
盒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一条褪色的红领巾，几枚生锈的徽章，一本毕业证，几封信。信都没拆，信封上写着“陈素卿收”，寄信人地址是省城的一个信箱号，没写名字。
我拆开最上面一封。信纸是淡蓝色的，字迹工整有力：
“素卿同学：你好。来信收到，得知你已在中专安定下来，甚慰。你问起省城的情况，我简单说说……”
落款是“林”。日期是1990年3月。
我想起来了。林老师，师范学校来我们中学实习的语文老师，只待了三个月。他鼓励我考中专，说女孩子要多读书。我来了市里后，给他写过两封信，他都回了。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我继续翻。几张汇款单复印件，金额都不大，三百五百，收款人都是“陈素卿”，汇款人“周振华”，附言栏写着“生活费”。最早一张是1998年，那时候周洋刚出生，我休产假没工资。
最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没写字。我打开，里面是几张折叠的纸。展开，是房屋平面图，用铅笔画的，线条不太直，但能看出是套两室一厅的格局。图旁边有字：“我们的家”。
我愣住了。
这是我画的。二十二年前，周振华单位分房，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拿到钥匙那天，我在纸上画了又画，这里摆沙发，那里放床，阳台要养几盆花。周振华看了笑，说我想太多，有得住就不错了。
后来房子装修，婆婆来监工。我画的图纸被她扔了，说浪费纸。沙发换成了她喜欢的木椅子，说结实；阳台封起来做了储藏室，说实用；我想在卧室装盏暖黄色的灯，她买了最亮的白光管，说亮堂。
那些花，到底没养。
我盯着那张泛黄的图纸，铅笔痕迹已经模糊了，但“我们的家”那四个字，还很清楚。
手机突然响了，吓我一跳。是个陌生号码，座机。
“喂？”
“陈女士吗？我这里是惠民家政公司，看到您登记的求职信息。”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我们这边有个钟点工的活，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做晚饭和简单打扫，地址在您附近，雇主说可以面试，您有兴趣吗？”
我握紧手机：“有。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四点方便吗？我把地址发您。”
挂了电话，我看着一地的旧物，慢慢把它们收回盒子。铁盒盖上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我把它放到书架最上层，和那些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书摆在一起。
下午三点半，我按地址找到那个小区。比我现在住的地方新，有门禁。我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女人五十来岁，微胖，卷发，穿着家居服，但料子很好。她打量我一眼，笑了：“陈姐是吧？进来吧，不用换鞋。”
屋里很干净，干净得有点冷清。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家具都是浅色系，摆得整整齐齐，像样板间。
“我姓苏，你叫我苏姐就行。”女人带我进厨房，“工作很简单，每天来做顿晚饭，两菜一汤，分量不用大，就我和我先生两个人。然后简单收拾下厨房，拖个地。一周做六天，周日休息。工资月结，两千五，你看行吗？”
“行。”我点头。
“那你……做两个菜我看看？”苏姐拉开冰箱，“菜都有，随便做。”
我看了看，有排骨，有青菜，有鸡蛋。想了想，做了个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西红柿蛋汤。都是家常菜，但用心。
排骨焯水去腥，炒糖色，小火慢炖；西兰花焯水时间要短，才能保持翠绿；蛋汤要等水开再淋蛋液，蛋花才漂亮。
四十分钟，饭菜上桌。苏姐尝了一口排骨，眼睛亮了：“嗯，就是这个味！我妈以前就这么做。”她又喝了口汤，点头，“行，就你了。明天能开始吗？”
“能。”
“那好，这是钥匙。”她从抽屉里拿出把钥匙，“下午三点来，五点前做完走就行。我不一定在，做完发个微信。”她加了我微信，转了五百块，“这是预付的，月底结剩下的。”
从苏姐家出来，才四点半。我走在街上，阳光斜斜地照着，把影子拉得很长。手机震了下，银行短信，五百块到账。
我站在路边，把那条短信看了三遍。
然后走进旁边的小超市，买了块五花肉，一把青菜，一盒鸡蛋。结账时，又拿了罐可乐，冰的。
回到家，我给自己做了顿像样的晚饭。红烧肉，清炒青菜，米饭蒸得香喷喷。开可乐时，气泡滋滋地冒出来。我对着夕阳，举起罐子，轻轻碰了下窗台。
“干杯。”我对自己说。
工作一周后，我摸清了苏姐家的规律。她先生很少在家吃饭，通常就她一个人。她话不多，但客气，每次我做完饭，她会说“谢谢”，有时还会留点水果让我带走。
周四那天，我正收拾厨房，苏姐走进来，倚着门框看我。
“陈姐，问你个事儿。”她顿了顿，“你是不是……以前在银行工作？”
我手一顿：“您怎么知道？”
“我有个朋友，也在银行系统，说见过你。”苏姐笑了笑，“别紧张，我就随口问问。那你……怎么来做这个？”
我把抹布洗干净，挂好：“离婚了，需要钱。”
苏姐“哦”了一声，没再多问。第二天我去时，发现厨房台面上多了盒进口樱桃，旁边有张纸条：“朋友送的，吃不完，你带点回去。”
我收下了。晚上洗樱桃时，想起在周家，婆婆也爱吃樱桃。但嫌贵，只买一点点，洗好了放在她面前，我和周振华是不能碰的。有次周洋偷吃了一颗，被她念叨了三天。
现在我可以买一整盒，想吃多少吃多少。
又过了几天，苏姐问我能不能帮忙整理下储藏室。我说行。储藏室不大，但东西堆得乱。我花了两下午，分门别类整理好。在角落发现个纸箱，打开，里面全是小孩的东西：小衣服，玩具，几本相册。
“这是我儿子的。”苏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声音很轻，“他出国了，五年没回来了。”
我拿起一个小拨浪鼓，摇了摇，咚咚响。
“想他吗？”我问。
苏姐笑了下，笑容有点苦：“想啊。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她接过拨浪鼓，摩挲着上面的花纹，“我和他爸离婚早，他跟他爸亲。后来他爸再婚，生了孩子，他就更少回来了。”
她把拨浪鼓放回箱子：“有时候想想，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年轻时争强好胜，什么都想要。到老了才发现，抓得越紧，溜得越快。”
我没说话，把箱子封好，推到墙边。
“陈姐。”苏姐突然说，“你要是哪天不想做钟点工了，跟我说。我朋友开了个会计事务所，在招人，做账的。工资肯定比现在高。”
我抬起头。
“但我看你做得挺好。”她继续说，“做饭干净，干活利索，话不多。我家以前请过几个保姆，不是偷懒就是话多。你不问东问西，挺好。”
“谢谢。”我说。
“不用谢。”她摆摆手，“女人帮女人，应该的。”
那天我提前做完活，苏姐硬塞给我一袋进口饼干。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打开袋子，拿了一块。很甜，甜得发腻，但我慢慢吃完了。
平静的日子过了半个月。
那天是周日，我休息。上午去菜市场，买了条鱼，准备炖汤。回来的路上，手机响了，是周洋。
“妈，你在家吗？”
“在，怎么了？”
“我过来一趟，有点事。”他声音有点急。
半小时后，周洋到了，还带着个女孩。女孩瘦高个，长发，戴眼镜，看着挺文静。周洋介绍：“妈，这是赵小雨，我女朋友。小雨，这是我妈。”
女孩乖巧地叫了声“阿姨”。
我让他们进屋，倒了水。房子小，两个人一坐就更显局促。周洋有点不好意思：“妈，你这儿……挺好的，就是小了点儿。”
“一个人住够了。”我说，“你们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周洋搓着手，看了眼赵小雨，“妈，我们今天来，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我心里一沉。这种开场白，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
“小雨她……怀孕了。”周洋说完，赶紧补充，“我们打算结婚，但买房……她家要求必须有房，不然不结。”
我握着水杯，指尖发凉。
“所以呢？”
“爸那边……他说房子不能卖，那是奶奶的命根子。”周洋低下头，“妈，你……你手上还有钱吗？首付，我们就差首付。小雨家出一半，我这几年存了点，还差三十万……”
三十万。
我退休时，公积金加上积蓄，有四十多万。离婚时对半分，我拿了二十万。租房、押金、置办东西花了些，剩下的存在银行，是我下半辈子的保障。
“妈，求你了。”周洋眼睛红了，“小雨都两个月了，不能再拖。我们就借，写借条，以后一定还你。”
赵小雨也开口，声音软软的：“阿姨，我知道这很过分。但我和周洋是真心相爱，孩子……我们想要这个孩子。”
我看着他们。周洋二十四岁，脸上还有少年的稚气，但眉头皱出了川字纹。赵小雨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手不自觉地护着小腹。
“你爸知道吗？”我问。
“知道。他说……他说他没钱，钱都在奶奶那儿管着。”周洋咬牙，“奶奶说，要买房可以，但得写她和爸的名字。小雨家不同意。”
是了，这才是陆金凤的风格。
“你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换个话题。
“出院了，但整天说不舒服，饭也不好好吃。”周洋叹气，“爸请了个钟点工，做了两天就被奶奶骂走了，说做得没你好。现在爸天天自己做饭，做得一塌糊涂。”
我没说话，起身去厨房洗杯子。水哗哗地流，冲在玻璃杯上，溅起水花。
“妈……”周洋跟过来，站在厨房门口，“你就帮帮我，行吗？我就求你这一次。以后我给你养老，我孝顺你，我……”
“周洋。”我关掉水龙头，转身看着他，“我今年四十八岁，没工作，没房子，只有二十万存款。这钱是我下半辈子的饭钱，药钱，棺材本。我借给你，我怎么办？”
“我会还你的……”
“什么时候还？五年？十年？等你孩子上小学？上中学？”我摇头，“不是妈不帮你，是妈帮不起。”
“可我是你儿子啊！”周洋的声音突然拔高，“你就忍心看我结不了婚，看你孙子生下来没地方住？”
赵小雨拉他：“周洋，别这样……”
“那我该怎样？！”周洋甩开她的手，眼睛通红，“我爸不管，我妈也不管，我怎么办？让孩子生出租屋里？小雨家已经让步了，同意两家一起出首付，可我们家连一半都拿不出来！奶奶把钱捏得死死的，说那是她的养老钱，谁也不能动！”
他蹲下来，抱着头：“我每天上班，加班，就想多挣点。可房价涨得比我工资快多了……妈，我累，我真的累……”
我看着他。我的儿子，二十四岁，已经在说累了。
我二十四岁时在干什么？刚结婚，和婆婆住在一起。每天六点起床做早饭，挤公交上班，中午跑回来做午饭，晚上加班到九点，回家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怀孕七个月时还在银行柜台站着，腿肿得像馒头。
那时候我也累，但不敢说。因为说了就是矫情，就是不懂事，就是“谁不是这么过来的”。
“周洋。”我蹲下来，和他平视，“钱，我不能借。但如果你和小雨真想结婚，我有个建议。”
他抬起头。
“租房结婚。”我说，“我租的这个小区，两室一厅一个月两千。你们可以先租，等攒够钱再买。孩子生下来，我帮你带，你可以出去工作。”
周洋愣住。
“租房？”赵小雨小声说，“可我妈说……”
“你妈是你妈，你是你。”我看着女孩，“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我当年结婚时，住的就是你奶奶单位的宿舍，十平米，厕所是公用的。周洋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可现在是现在……”周洋喃喃。
“现在也一样。”我站起来，“房子是重要，但没重要到要榨干两代人。你奶奶为什么死攥着钱不放？因为她怕。怕老了没人管，怕病了没钱治，怕手里没东西，就没人把她当回事。你别学她。”
周洋不说话了。
“你们回去想想。”我擦干手，“要是愿意租房，我帮你们找房子。要是不愿意……”我停顿一下，“那我也没办法了。”
他们走的时候，背影佝偻着，像两棵被雨打蔫的苗。我站在门口，看他们下楼，脚步声一级一级远去，最后消失在楼道里。
关上门，屋里安静得可怕。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过了一会儿，周洋和赵小雨走出楼道，站在路边等车。两人没说话，也没拉手，就那样站着，隔着半米的距离。
车来了，他们上车。车开走了。
我继续站着，直到天色慢慢暗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对面楼的窗户也亮了，一格一格的，像很多个小电视，每个里面都在演不同的戏。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陈素卿吗？”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耳熟。
“我是。”
“我这里是城西支行，你以前工作的地方。”男人说，“有点事想找你核实一下，方便明天来一趟吗？”
“什么事？”
“电话里不方便说。明天上午十点，行吗？”
我看了眼日历，明天周一：“好。”
挂了电话，我心里隐隐不安。城西支行，我退休三年了，他们找我干什么？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九点半，我到了银行。还是那栋楼，大理石墙面，玻璃门，门口的石狮子被摸得发亮。我走进去，大堂经理换人了，是个年轻姑娘，我不认识。
“我找刘主任。”我对柜台说。
“请问有预约吗？”
“有，我叫陈素卿。”
姑娘在电脑上查了下：“请稍等。”
等了几分钟，一个中年男人从里面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陈姐？真是你啊。来来来，里面请。”
是刘建军，以前的同事，现在应该升主任了。他把我带进小会议室，关上门。
“喝茶。”他倒了杯水给我，表情有点不自然。
“刘主任，找我什么事？”
刘建军搓了搓手：“陈姐，你别叫我主任，还跟以前一样，叫小刘就行。是这样……最近分行在审计，查往年的账。”
我心里一紧。
“查到2018年的一笔业务，”他压低声音，“你经手的那笔，蓝天公司的贷款，还有印象吗？”
蓝天公司。我想起来了。那是个建材公司，老板姓吴，和周振华吃过几次饭。2018年，他们公司申请贷款，我负责材料初审。
“有印象。怎么了？”
“那笔贷款，后来成了坏账。”刘建军看着我，“现在审计发现问题，说当时的抵押物评估有问题，估值虚高。而且……”他顿了顿，“而且有证据显示，经办人可能收受了对方的……好处。”
我手一抖，水洒出来一点。
“刘主任，你什么意思？”
“陈姐，你别激动。”刘建军赶紧抽纸巾给我，“我就是按程序问问。当时你是初审，材料是你审核的，签字也是你签的。现在上面追责，要一个个问话。”
“我审核的材料没问题。”我声音发干，“抵押物是房产，评估报告是第三方出的，我核对过权证，都是真的。”
“是，评估报告是真的，但房产本身有问题。”刘建军叹了口气，“那几处房产，后来被发现是重复抵押，在一家小贷公司也抵押过。蓝天公司老板跑了，贷款还不上，抵押物执行不了，银行损失了五百万。”
五百万。我眼前一黑。
“陈姐，你再好好想想，当时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
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2018年春天，周振华说有个朋友的公司需要贷款，让我“关照一下”。我说不合规，他就不高兴，冷战了好几天。后来婆婆在饭桌上说：“素卿啊，你在银行上班，该灵活的时候要灵活，别死脑筋。”
再后来，那个吴老板请我们全家吃饭。席间他敬我酒，说“嫂子多费心”。婆婆接过话头：“应该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忙。”
材料是周振华拿给我的，装在文件袋里，说“你看一下，没问题就递上去”。我看了，手续齐全，评估报告、权证复印件都在。我问他：“这房子没问题吧？”他说：“能有什么问题，老吴还能骗你？”
我就签了字。
“陈姐？”刘建军叫我。
我回过神，手心全是汗。
“我……我就是按流程审核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材料齐全，我就通过了。至于抵押物有问题，那是评估公司的事，是风控部门的事，跟我一个初审有什么关系？”
“是，理论上跟你关系不大。”刘建军声音更低了，“但现在不是要追责嘛。而且……”他犹豫了一下，“而且有人匿名举报，说你当时收受了对方的好处。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金镯子。”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谁说的？！”
“匿名举报，不知道是谁。”刘建军示意我坐下，“陈姐，你冷静点。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还没定论。但既然有人举报，上面肯定要查。你想想，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我斩钉截铁，“我从来没拿过任何人的东西。笔记本？金镯子？我见都没见过！”
“那就好，那就好。”刘建军点头，“不过陈姐，我得提醒你，这事可大可小。如果查实，不只是丢工作的事，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毕竟五百万不是小数目。”
我跌坐回椅子上，浑身发冷。
“那……现在怎么办？”
“先配合调查。”刘建军说，“审计组可能要找你谈话，你实话实说就行。另外……”他看着我，“你仔细想想，当时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比如聊天记录，邮件，或者……你丈夫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周振华。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离婚了。”我听见自己说。
刘建军愣了一下：“啊？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我站起来，“刘主任，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没收过任何好处，审核材料也是按流程走的。如果还有问题，我可以随时配合调查。但我现在有事，先走了。”
“哎，陈姐……”刘建军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拉开门出去了。
走出银行，阳光刺眼。我站在台阶上，腿发软。五百万。坏账。收受好处。法律责任。这些词在脑子里打转，转得我头晕。
手机在包里震动，我掏出来，是周振华。
我没接。但他一直打，一遍，两遍，三遍。第四遍时，我接了。
“素卿，你在哪儿？”他声音很急。
“什么事？”
“周洋是不是去找你了？他是不是跟你要钱？”周振华语速很快，“我告诉你，别给他！一分都别给！那小子被那女的迷昏头了，那女的一家都不是好东西，就是冲着钱来的！”
我深吸一口气：“周振华，我问你件事。”
“什么？”
“蓝天公司，吴老板，2018年的贷款。”我一字一句，“那笔贷款，到底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突然没声音了。
“周振华？”
“你……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他的声音变了，有点虚。
“银行找我了，说那笔贷款出问题了，抵押物是重复抵押，银行损失了五百万。”我握着手机的手在抖，“他们还说我收了吴老板的好处，一台笔记本，一个金镯子。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素卿，你听我说……”
“笔记本和金镯子，在哪？”
“在……在妈那儿。”周振华的声音低得像蚊子，“是吴老板硬塞给我的，我说不要，他非要给。妈说……妈说不要白不要，就收下了。笔记本我给周洋用了，镯子妈戴着……”
我闭上眼睛。
“所以，你早就知道那笔贷款有问题？”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周振华急了，“吴老板说手续齐全，房子没问题，就是周转一下，很快就还。我哪知道他会跑路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我怕你多想。”
“怕我多想？”我笑了，笑出眼泪，“周振华，我因为你收了人家的东西，因为妈说‘不要白不要’，我就签了字。现在银行说我收受贿赂，要追究我的责任。五百万，够我坐多少年牢，你知道吗？”
“没那么严重，素卿，你别吓自己……”
“银行已经找我了！”我冲着电话吼，“审计组要查我！要是查实了，我的退休金没了，还要坐牢！你满意了吗？啊？！”
“素卿，你别急，我想办法……”
“你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再去求哪个吴老板王老板？”我浑身发抖，“周振华，我告诉你，如果我出事，你也跑不了。那笔记本和金镯子，是你收的，是你给妈的。要坐牢，我们一起坐！”
“素卿！”
“别叫我！”我挂断电话，手抖得厉害，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扶着墙，慢慢蹲下来。阳光很烈，照在身上却发冷。五百万。坐牢。这些字眼像锤子，一下下砸在我心上。
不行，不能这样。我得想办法。
我站起来，拦了辆出租车：“去城西支行。”
车上，我强迫自己冷静。笔记本，金镯子，这些都是实物证据，还在周家。如果银行查到，我就完了。但如果……如果我能拿回来，如果我能证明这些东西是周振华收的，不是我……
可怎么证明？谁会信？
车到了银行。我付钱下车，却站在门口，没进去。进去说什么？说我前夫收的，我不知情？证据呢？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苏姐。
“陈姐，你今天能早点来吗？我有点不舒服，想喝点粥。”她的声音确实有点虚。
“好，我马上过来。”
去苏姐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笔记本，金镯子，抵押贷款，五百万……这些事像一团乱麻，找不到头绪。
到苏姐家时，她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苏姐，你没事吧？”
“老毛病，胃疼。”她有气无力地说，“麻烦你给我煮点粥吧，清淡点。”
我在厨房淘米，水哗哗地流。脑子里那团乱麻突然被冲开一个口子。
证据。我需要证据。
2018年的事，过去五年了。但银行有记录，有文件，有我的签字。如果我要自保，就必须证明我当时不知情，是受了蒙蔽。
可怎么证明？
除非……除非有当时的录音，或者聊天记录。但我和周振华的聊天记录早就没了，离婚后我就把他删了。
等等。
我停下动作。离婚前，我用的是旧手机，聊天记录应该还在那个手机上。手机被我收在箱子里，还没扔。
还有，吴老板。他跑路了，但跑路前会不会留下什么？他请我们吃饭，送我东西，这些事，当时还有谁知道？
粥煮好了，我给苏姐端过去。她靠在床头，慢慢喝着。
“陈姐，你是不是有事？”她突然问。
我一愣：“为什么这么问？”
“你脸色很难看。”苏姐看着我，“而且切姜的时候，差点切到手。”
我低头，才发现左手食指有道小口子，正在渗血。大概是刚才走神时切的。
“没事，一点家务事。”我说。
苏姐没再多问，但喝完粥后，她说：“陈姐，你要是有难处，就说。我在银行系统这么多年，多少有点人脉。”
我看着她，突然问：“苏姐，你知道2018年蓝天公司那笔坏账吗？”
苏姐皱眉想了想：“蓝天公司……是不是做建材的那个？老板姓吴？”
“对。”
“有点印象。”苏姐放下碗，“那事闹得挺大，五百万的坏账，当时分行处分了好几个人。怎么，你跟这事有关？”
“那笔贷款，是我初审的。”
苏姐的脸色变了。
“你……”她坐直身子，“你怎么卷进这种事里了？”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包括周振华收东西，婆婆怂恿，我不知情就签了字。苏姐听完，沉默了很久。
“陈姐，这事麻烦了。”她缓缓说，“如果只是工作失误，顶多处分。但涉及收受好处，性质就变了。而且现在有人匿名举报，摆明了是冲你来的。”
“可我没收！”
“东西在你家，你说没收，谁信？”苏姐叹气，“现在的关键，是找到证据，证明你不知道抵押物有问题，证明那些东西不是你主动要的。”
“可怎么证明？”
苏姐想了想：“那个吴老板，后来抓到了吗？”
“没有，听说跑国外去了。”
“那就更难了。”苏姐摇头，“不过……当时一起吃饭的，还有别人吗？你想想，吴老板请客，不可能只请你们一家吧？”
我努力回忆。那天是在一家海鲜酒楼，包间。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和婆婆，还有……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吴老板的弟弟，好像叫吴老二。另一个是……
“还有一个女的。”我突然想起来，“三十多岁，长卷发，很漂亮，吴老板介绍说是他公司的财务总监，姓……姓李。”
“李什么？”
“不记得了。但吴老板当时说，李总监是财大毕业的高材生，很能干。”
苏姐眼睛一亮：“财大毕业，姓李，2018年在蓝天公司当财务总监……有这些信息，说不定能查到。我有个朋友在工商局，可以帮忙查一下。”
“苏姐，这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苏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有力，“陈姐，咱们女人不容易。被人坑了，得自己爬起来。这事我帮你问问，有消息告诉你。”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谢谢。”
“别谢我。”苏姐笑了，笑容很淡，“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专挑软柿子捏。”
从苏姐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子，找那个旧手机。在箱底，用旧衣服包着，找到了。
充电，开机。屏幕亮起，显示还有百分之三的电。我赶紧插上充电器，等了一会儿，进入系统。
我点开，找到和周振华的聊天记录。往上翻，一直翻到2018年3月。
没有。关于蓝天公司的聊天记录，一条都没有。应该是被删了。
但我找到了一条。2018年4月12日，周振华发来的：“晚上吴老板请吃饭，在东海酒楼，六点。妈也去，你下班直接过来。”
我回复：“好。”
下面还有一条，4月13日，周振华发来的：“吴老板说你昨天表现不错，以后多联系。”
我回复：“哦。”
就这么两条，什么都证明不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浑身无力。旧手机电量耗尽，屏幕暗了下去。
窗外，夜色沉沉。远处有霓虹灯在闪烁，红的绿的，像不真实的梦。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洋。
我没接。但他发来一条微信：“妈，小雨哭了，说我不负责任。我也觉得我不负责任，连个房子都给不了她。妈，你再想想，就三十万，我求你了。我给你跪下行吗？”
我没回。
过了几分钟，又一条：“妈，你是不是还在生奶奶的气？奶奶今天又晕倒了，爸送她去医院了。爸说你狠心，连个电话都不打。妈，你就不能低个头吗？奶奶年纪大了，你就不能让让她吗？”
我看着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周洋，我问你，2018年，你爸是不是给过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输入了很久，最后发来一个字：“是。”
“什么牌子的？现在还在吗？”
“联想的，银色。还在，我大学一直用，现在放在家里。”
“好。周洋，你听好。那台电脑，还有你奶奶戴的那个金镯子，是吴老板送的。吴老板就是蓝天公司的老板，他贷款跑了，银行损失了五百万。现在银行在查这件事，说妈妈收受贿赂，可能要坐牢。”
这次“正在输入”显示了更久。最后，周洋发来一段语音，声音发抖：“妈……你说什么？坐牢？怎么可能？那不是爸的朋友吗？爸说就是普通送礼……”
“周洋。”我也发语音，尽量让声音平静，“你奶奶是不是有个带锁的抽屉？钥匙她一直随身带着？”
“是……你怎么知道？”
“那抽屉里，可能放着一些东西。和吴老板有关的东西。”我说，“你想办法打开看看，拍照片发给我。但别让你爸和奶奶知道。”
“妈，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自保。”我说，“如果不想你妈坐牢，就按我说的做。”
那边沉默了。过了很久，发来一个字：“好。”
我放下手机，走到窗边。夜已经很深了，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
风从窗户缝钻进来，有点凉。我抱紧手臂，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
四十八岁的女人，眼角有皱纹，头发里有白发，眼神疲惫但清醒。
我想起白天苏姐说的话：“咱们女人不容易。被人坑了，得自己爬起来。”
是啊，得自己爬。
手机又震了。是周振华，发来一条长长的微信：
“素卿，我们谈谈。妈在医院，情况不好。医生说她是心病，想不开。她一直念叨你，说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好，我知道我窝囊，我知道我妈对你不公平。但看在夫妻二十多年的份上，你来看看她，行吗？就算我求你了。只要你来，蓝天公司的事，我去跟银行说清楚，所有责任我承担。真的，我不骗你。明天下午三点，我在医院门口等你。你一定要来，我们当面谈。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然后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这个字，我关掉手机，拔掉电话卡，扔进抽屉里。
明天下午三点。医院。
有些事，是该当面说清楚了。
但不是他说的那种清楚。
我要的清楚，是笔记本在哪里，金镯子在哪里，抽屉里锁着什么，五百万的坑是谁挖的，我又该怎么爬出来。
夜更深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裂缝像道伤口，不深，但一直在那儿。
就像有些事，发生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但至少，我要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至少，我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掉进坑里的。
然后，爬出来。
一步一步，哪怕满手是泥，也要爬出来。
医院的走廊很长，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我走到306病房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顿了三秒，然后推开。
陆金凤半靠在病床上，脸色确实不好，但看见我进来，眼睛立刻亮了。周振华坐在床边，看见我，站起身：“素卿，你来了。”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病床前，看着陆金凤：“妈，我来了。”
陆金凤的眼泪瞬间涌出来，她抓住我的手，手很凉，在抖：“素卿啊……妈错了……妈不该去你上班的地方闹……你原谅妈，行吗？跟妈回家，妈以后对你好，真的……”
我慢慢抽出手：“蓝天公司的事，您知道多少？”
陆金凤的哭声戛然而止。周振华脸色变了：“素卿，你说这个干什么？妈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脑子还好着吧？”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抽出几张纸，扔在病床上，“这是2018年蓝天公司贷款的复印件。抵押物清单，评估报告，还有我的签字。妈，您看看，眼熟吗？”
陆金凤盯着那几张纸，嘴唇开始发抖。
“您当时说，‘该灵活的时候要灵活’。吴老板请吃饭，您说‘不去不合适’。他送笔记本和金镯子，您说‘不要白不要’。”我俯身，靠近她，声音压得很低，“现在银行说我收受贿赂，要追究我的责任。五百万，够我坐十年牢。妈，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我不知道……”陆金凤往后缩，“那些事，都是振华办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不知道？”我笑了，从文件袋里又抽出一张纸，“那这是什么？”
那是一张收据的复印件，很模糊，但能看清字迹：“今收到吴建国现金伍万元整，作为贷款中介费。收款人：陆金凤。2018年4月15日。”
周振华冲过来要抢，我后退一步，把纸举高。
“你从哪儿弄来的？！”他眼睛红了。
“你猜。”我看着陆金凤瞬间惨白的脸，“妈，五万块中介费，您收得挺顺手啊。怪不得您那么卖力劝我签字，怪不得您说吴老板是‘实在人’。五万块，换我背五百万的锅，您这买卖做得真划算。”
“不是……不是这样的……”陆金凤浑身发抖，“那钱……那钱是吴老板硬塞的，我说不要，他非要给……”
“就像笔记本和金镯子，也是硬塞的？”我盯着她，“妈，您抽屉里锁着的，不止这五万块的收据吧？吴老板给您的，到底是多少？”
周振华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很大：“陈素卿！你够了！妈还在病床上！”
“她在病床上，我就该跪着伺候？”我甩开他的手，从包里拿出手机，按下录音键，“今天咱们就把话说清楚。蓝天公司的贷款，从头到尾，怎么回事？谁牵的线？谁收的钱？谁知道抵押物有问题？谁说‘出了问题我担着’？”
我看向陆金凤，一字一句：
“您今天不说清楚，我就把这份收据，还有您儿子收笔记本和金镯子的事，一起交到银行，交到公安局。要坐牢，咱们一家三口一起坐。反正我已经离了婚，没了工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您呢？您舍得您儿子坐牢吗？舍得您孙子有个坐牢的爹吗？”
陆金凤的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发出滴滴的警报声。护士冲进来：“怎么了？病人情绪不能激动！”
周振华赶紧按呼叫铃，一边对我吼：“陈素卿！你想害死妈吗？！”
我站着没动，看着陆金凤在病床上喘气，眼睛死死瞪着我，那眼神里有恐惧，有愤怒，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护士在调整仪器，医生也来了。病房里一片混乱。
在一片嘈杂声中，陆金凤突然抬起手，指着我，嘴唇颤抖着，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句话：
“你……你把东西交出去……你也会完蛋……那笔记本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