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山西第一书记谢振华下命令，为民除害、枪毙杨成效

1969年在太原五一广场举办了一场公审大会。当谢振华签署执行令的时候，笔尖在“谢”字的最后一捺那里停顿了半秒钟。他刚刚成为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大概没有预料到，自己大半生都在打仗，最后竟然要用朱笔来处置一个叫做杨成效的造反派头目。在刑场上的时候，杨成效死的时候还穿着仿制的军装，胸前那枚大大的毛泽东像章，在八月的阳光下面闪烁得让人眼睛发晕。

我认为这场处决最值得探究的是时机。1969年7月23日中央发布布告表示要惩办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谢振华在8月就将杨成效押上公审台。这如同他当年在淮海战役围歼黄伯韬兵团时的那种节奏一样的雷霆手段。战机是很容易稍纵即逝的，关键就在于要快准狠。听说在公审的前一天晚上，谢振华特意调阅了杨成效冲击太原八中的现场照片：课桌椅被砸烂后堆成了工事，黑板上还有在武斗前夜所写的文攻武卫标语。

记得在档案中有一个细节，谢振华于六十九军作战室分析杨成效案的时候，将四类罪行对应到布告具体条款，如同战时沙盘推演一般标注关联性。当读到迫害老干部致死这条内容的时候，他突然向军法处长问：“1938年我们在晋西处理叛徒，是不是也是这样罗列证据链？”这种跨越了三十年的条件反射，体现出老行伍所特有的办案逻辑，在他看来，清理武斗分子和当年攻打鬼子炮楼没有什么差别，都得首先掐准法理依据。

这么看来，杨成效的覆灭早就存在伏笔。他出身于伪满官僚家庭。劳改释放之后借着运动的势头成为了十三冶造反的总指挥。在最猖狂的时候还说山西越乱越好，还曾经策划过冲击外国使馆区。可偏偏谢振华是从长征路打到上甘岭的硬骨头，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祸害。听说在逮捕行动的那一天，谢振华跟带队军官交代的就只有九个字：按照布告来办理，不要节外生枝。

公审现场的布置具有一定的深意。五一广场是杨成效曾经夺权的地方，谢振华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刑场。当审判长念到烧杀奸淫等罪状的时候，台下群众之中有人哭喊着还我女儿，那是太原八中遇害女学生的母亲。地点和罪证在空间上相互叠加，比宣传稿更具有震撼的力量。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谢振华枪决杨成效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一场拨乱反正的精准手术。当时山西武斗团伙囤积的武器数量多到足以进行局部战争，单单太原钢厂就流失了三千多吨钢材用于制造土枪。谢振华就以《七二三布告》作为手术刀，首先将杨成效这个病灶切除，随后顺势收缴全省的武斗装备。他的这种抓大放小的策略，和他在1949年攻打上海时市区不使用重炮的克制情况是相同的。

1971年，谢振华由于抵制大寨模式而遭到批判。那时候山西的老乡们还在流传他当年处决杨成效的旧事。到了1980年，像邓小平这样的中央领导提及谢振华在山西的工作，也肯定他在特殊的年代里让山西保持稳定的贡献。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真正能够让众人铭记于心的政绩，往往不在很多红头文件当中，而是在老百姓们交谈的时候被说起。

现在山西省档案馆第73号柜子当中，杨成效的案卷宗封面已经呈现出泛黄的状态。在第四项罪证的旁边，还留存着谢振华用红铅笔所划的杠。那道杠的痕迹很深，仿佛是在向后人提示：在混乱的时代采用严厉的措施，并非是简单的杀戮行为，而是对于秩序最为直接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