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王震平起平坐，部下都当了开国上将，他却连少将都没评上

1938年的春天，张子意离开延安。贺龙往他的行囊当中塞进了一条苏联羊毛毯。原本是要陪张子意在莫斯科养病的这条毯子，之后在新疆的监狱里面遮挡了五年的寒冷。王震带领着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开荒工作的时候，张子意这位红六军团的老搭档正在牢房里面使用煤油瓶当作灯来整理《红军作战条例》的手稿。抗战的枪声响得震天动地，张子意却成为了被遗忘在西北角落的断线风筝。

我认为张子意与王震的关系好似两条会不时交汇的河流。在1933年于湘赣省委一同工作的时候，王震是脾气较为暴躁的军区司令，张子意是较为安静的组织部长。有一回王震想要枪毙逃兵，张子意在深夜提着马灯跑到禁闭室，问得知士兵是因为老母亲病情严重才开的小差，之后转身对王震说：你要是把他枪毙了，我就在追悼会上讲你家三代是佃户的事情。这种以柔克刚的默契，之后在红六军团成为了经典之事：王震负责带领部队进入战场，张子意负责让部队愿意拼死作战。

1942年秋天发生了一场监狱绝食事件。当时盛世才的审讯官拍桌吼叫。张子意突然咳嗽着向审讯官问：“你早上吃的是韭菜盒子吧？”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淡定，使得狱友们都笑了。他暗中组织了百子一条心学习小组，把《联共党史》拆成碎纸片进行传阅。有人抱怨说看不清，他打趣说道：“当年过草地的时候嚼皮带，现在有纸吃却还挑食？”他这种在困苦中寻找快乐保持坚韧的劲头，能够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辞更能凝聚人心。

1955年授衔时的场景带有历史的幽默。台下坐着贺炳炎、彭绍辉，他们是张子意所在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此时他们肩扛着上将的金星，而他们的老政委却坐在中宣部的席位上，连校官的星都没有。有野战军的干部小声议论说张主任不应该没有军衔，他听到后摆了摆手说：“我坐牢的时候你们去打鬼子，这账能够按照年资来计算？”这其中的通透和他退还八年补发工资的逻辑是相同的。不是出于清高，而是觉得缺席的人没有资格领取奖赏。

王震等人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友。在1949年组建第一野战军兵团的时候，王震坚持要推荐张子意担任政委。虽然最终因为张子意脱离战线的时间过长而没有成功，但是二十多年之后王震在致悼词的时候说张子意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佩服的领导人，这番话语比任何任命状都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贺龙听说张子意出狱之后说：让他处于空闲的状态会让他精神失常，得让他到我这里来放松一下。这些在刀剑交错的环境中拼搏过来的男子，最为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战场折旧率。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张子意的特殊价值就体现在那段存在断层的情况方面。当同期的将领在山海关忙着整编伪军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用草纸书写思想汇报。当老部下在东北抢缴日军坦克的时候，他正在背诵盛世才所规定的反省条例。这种错位的经历，反而锻炼出了某种超越一时胜负的历史眼光。后来他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反对顶峰论，大概也是因为体会到了在极端环境下的真理滋味。

当我们翻看那张著名的红二方面军合影时，不要仅仅只是盯着贺龙的大胡子。角落里的张子意穿着不合身的国民党旧军装，那是被缴获来的物资。他的眼镜腿缠着胶布，但是他却负责整个队伍的思想方向。这种反差难道不就是中国革命的一种隐喻？拿笔杆的手和握枪杆的手，最终得共同托起山河。

当下在军事博物馆里面，《长征日记》的展柜前面通常没有什么人。那本日记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记录的是1936年某个雪夜行军的里程。捐赠人张子意的名字，在标签的右下角是小小的，就好像一粒尘埃一样。可是你可知道？近期有研究员发现，日记空白的地方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出狱之后要查补抗战战例。原来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离开过战场，只不过是把阵地转移到了时间更为长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