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故宫文物

最近都在说南博怎样，徐湖平怎样，我不直接评价，只是举个康生的例子，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混乱情况。

康生并不是一个偶然闯入文物领域的政治人物，他对书画、金石、版本学的兴趣与参与，是长期且系统性的。无论是同时代人的回忆，还是后来学界的整理，都承认他在古代书画鉴定方面绝对是高水平，对真伪、流派、用笔与款识有相当判断力。因而康生与许多书画家、鉴定人员保持密切往来，在这种背景下，文物逐渐进入了他的日常生活空间。

正因为如此，康生接触故宫文物并不显突兀。在他所处的年代，故宫并非一个制度上独立于权力结构之外的文化机构，而是高度行政化的单位。当一位身处权力高位、又对书画有明确兴趣的领导人提出调阅需求时，这在当时并不会被视为越界。

康生从故宫调取了多少文物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数目。从多位文博系统老人的回忆和后来零散披露的材料来看，康生确实曾多次从故宫及相关机构调取书画作品，主要集中在书法、绘画和金石拓本一类。

这些调取并非秘密进行，而是通过行政渠道完成，有工作人员负责送取、登记。但这些登记往往只停留在调出这一环节，至于何时归还、是否必须归还、由谁负责催还，在制度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调阅因此逐渐变成长期占有，而这一转变并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只需要时间。

除了系统内人员，还有许多人的回忆或记录可佐证此事。在这其中，启功是最重要、也最常被引用的一位。启功在多次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画鉴藏环境时，都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康生对书画鉴定介入极深，且其所接触的书画并非短期“看一看”就归还。

在启功晚年的谈话与整理文字中，他明确提到过：康生能够直接调阅故宫等机构的重要书画，这些作品往往长期不在库房，而文博系统内部对此是知道的，但并无制度性应对方式。

当然，启功在提及这些场景时也强调，当时不存在可以拒绝、也不存在可以催还的制度前提。

另一位绕不开的人物是徐邦达。

徐邦达长期在故宫从事书画鉴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书画鉴定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在相关回忆与学术整理中提到过，康生会点名要求调阅特定书画作品，他的调阅对象多为书法、绘画中的重要名家作品。调取也并非随机，而是带有明确鉴赏与研究目的。

徐邦达同样指出，调阅之后，作品是否回库，并不由文物部门决定。

等1975年康生去世后，文物处理成了一个难以回避，也难以公开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文博界内部整理与学术讨论中，有一个高度一致的说法：康生去世后，其遗留书画中确有一部分被确认属于公藏来源，随后被回收并重新纳入国家收藏体系。但是康生调取的文物数量到底是多少，具体是哪些，回流了多少，那是另一个层级的问题，也成为当年没有留下答案的问题。

那么，康生是特例吗？我觉得不是，他只是一个最典型、也最容易被事后看见的样本。在当时背景下，一个身处权力高位、又对某方面文物有浓厚兴趣的人，能够从故宫调取文物，并不是什么离奇之事。问题不在于康生们敢不敢，而在于当时的制度根本没有为文化机构设置拒绝的可能性。

但恰恰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明确的期限，没有公开的清单，没有归还节点，更谈不上外部监督。所谓“借用”和“占有”，在现实操作中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或许康生当年“借用”文物并不构成违规，但在今天，它显然无法被接受。如果我们把个人因素完全抽离，只看结构，就会发现一个并不复杂的结论：在一个文物管理高度行政化、缺乏独立清点和公开机制的体系中，只要某个处于高位的人对文物产生兴趣，公共藏品向私人空间转移的风险就始终存在，而且并不低。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公共财产的边界无法被制度明确界定时，公与私的区分就只能依赖个人自觉。而任何依赖自觉来保障公共资产安全的体系，本身就是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调阅”自然会滑向长期占有，这不能说是阴谋，而是制度空白的必然结果。

那么再回头看南博，看徐湖平，或许可以提醒后来者，文物一旦失去制度边界，就必然进入权力边界。至于最终落到谁手里，从来就只是时间和概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