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最先和张学良谈判的，原来不是周恩来

1935年冬天的陕北已是刺骨寒风，荒凉的黄土地被霜雪浸透。就在这偏僻的地方，一支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正在忙着修整。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块土地会卷入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事件。故事的开场，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少帅扣蒋”，而是一次隐秘而又大胆的接洽——一位化名“季克农”的红军将领，要独闯洛川城，与东北军谈一次成败难料的“买卖”。
时间往前推两个月，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临时政府随即设立对外联络机构，挂的是“外交部”牌子，实际任务却只有一个：为即将到来的统战搭桥铺路。这块牌子被交到43岁的李克农手中。李克农在党内的“江湖传闻”极多——潜伏上海中统、“扮戏子”“当电台股长”，能从徐恩曾眼皮子底下搜罗情报，又能带着侦察连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谨慎与大胆兼具。周恩来对他说：“这次不只是送口信，最好把门也敲开。”
敲门得选好时机。1935年11月，南京方面截获《八一宣言》的译文后，蒋介石连夜召集军事会议，第一句话就是“西北不安，红军未灭”。而远在西安的张学良，听到宣言中“停战抗日”的呼吁，内外交困的情绪再度被点燃。东北军自1933年退守关内后，骂名缠身，士气低迷。张学良清楚，要想雪耻，只剩与共产党合作这条路。于是他让军参议处给延安捎话：愿意派人密谈。

“密使”得有人接头。1936年2月24日深夜，李克农、戴镜元以及一名警卫员换上便衣，从甘泉向洛川出发。带路的是东北军53军团长高福源。按照行军速度，不过百余里地，却走了足足两天，理由简单——谁也不确定路旁草垛里有没有黄埔学员的暗枪。2月26日凌晨，三人进城，随行的外贸局长钱之光却不见了，据说去白区采购电机零件。李克农心里明白，此刻自己就是单刀赴会。
对面也有筹码。东北军谈判代表王以哲在军中颇有人望，他开门见山：“只要不再打仗，生意好谈。”李克农顺势提出“三条”：互不侵犯、联合抗日、保护通商。王以哲点头，协议当即拟就，电台密码则由戴镜元译发。很快，中央来电同意，红军包围甘泉的部队后撤，东北军换防顺利完成。双方第一次正式握手，外界一无所知。
3月4日，张学良回到洛川。少帅一身长袍，步子迈得极快，劈头一句：“我来整销，不做零售！”意思摆得清清楚楚——要直接对话最高层。李克农不慌不忙，夹根香烟，淡淡地回敬：“什么生意都能谈，看你张老板开价。”王以哲见势，赶紧给烟点火。没人注意到李克农其实不会抽，这只是他惯用的“缓场子”手段。

接下来的十四小时，双方像拉锯一样抛出问题——红军是真心抗日还是借口扩张？红军内部是否一盘散沙？为什么一定要反蒋？李克农耐心解释东征战役意图，讲到苏区“兵民是胜利之本”，再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张学良听到“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眉头舒展了许多，但傲气仍在：“真要合作，红军得先改编，枪纳入中央。”话音未落，李克农手里的烟已被掐灭：“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他起身欲走，张学良拉袖子：“李局长别急，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嘛。”交锋过后，彼此心里都有了底：对方能扛事，也守分寸。
会谈结束，达成三点默契：一，张学良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直接会面；二，红军派常驻代表留西安，双方设秘密电台；三，东北军可联系盛世才，为红军借道新疆。最棘手的是张学良要求红军让出瓦窑堡。那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怎么可能拱手让人？李克农轻描淡写一句：“打回来一座沦陷城岂不更好？”少帅尴尬一笑，回话“是做给南京看”。至此，互信的种子埋下。
6月上旬，红军撤出瓦窑堡，东北军进驻。外界又一次毫无风声。两个月后，周恩来准备秘密赴延安与张学良面谈。为了安全，警卫班被要求换东北军制服，七八个战士死活不肯，干脆戴上红五星，灰衣招摇过市。当地宪兵见状噤声，谁都不敢拦。会谈地点选在延安郊区一座小教堂。张学良未带随员，却带来一个特别“礼物”——刘鼎。刘鼎早年在宋庆龄寓所与张学良长谈多日，彼此结下信任，如今再见，立马成了会谈润滑剂。

周恩来与张学良谈的核心，仍是“联合抗日”。张学良关心红军补给来源，周恩来谈“陕甘宁可自给”，还提“外援未必是唯一出路”。两人对日本作战能力的估计相近，都认定华北告急已成定局，再拖无异坐以待毙。谈完协议草案，周恩来临别只说一句：“敌人要来，咱们一起扛。”张学良用陕西腔回了一个字：“成！”
同年12月12日凌晨，枪声划破西安夜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外电纷纷报道，却没人知道此前已经有八个月铺垫。事变当晚，李克农守在西安南大街的联络点，密电延安：“局势陡变，和平机会尚存。”毛泽东19日一天内连发11封电报，核心只有一句：要和平，不内战。
周恩来抵达西安的那刻，留给外界的形象的确焕然一新——长须尽去，西服笔挺，可他最先做的不是与张学良对谈，而是联系李克农，确认第一手情况：东北军与西北军的态度、中央军反应速度，以及少帅个人情绪。随后才与张、杨多轮会晤，提出“和平解决”框架。
事变第三天凌晨，南京政府下令40万大军进逼潼关。东北军内部分歧一触即发，少壮派主张“劫法庭救少帅”，元老派担心两线作战。王以哲刚从前线赶回西安，没来得及歇脚就被少壮派子弹击伤，当晚不治。听到噩耗时，周恩来正在见张学良，场面沉默良久。李克农随后组织武装警卫队，护送少壮派骨干离开西安，以免仇杀扩大。危机暂时被按下。

12月24日，经过国共双方及社会贤达斡旋，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公开承诺停止内战。张学良亲送蒋返南京，结果机翼刚落，少帅人身自由即被收回，从此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那一刻的机场，李克农没有出现，他在西安郊外电台前目送电波出境——那是向延安发去的最后一份事变简报。
西安事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基石，台前周恩来是公认的灵魂人物，而幕后若缺李克农那一连串隐秘的接洽，张学良恐怕难以在1936年做出决断。1949年后，李克农先后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战线，但提到西安事变，他只淡淡一句：“那是许多同志一起做成的事，我只是跑了几趟腿。”倘若没有那几趟腿，历史走向很可能截然不同——东北军不会提前与红军互信，陕北战场缺乏喘息，国共更难在对日战争前夕实现合作。
今天翻检档案仍能看到当年那封2月26日密电，末尾附一行半模糊的手写加密码，签名“K.N.”。字迹有些歪，墨迹也被岁月风干，却正是这行字，将两支原本刀兵相见的军队联系到同一张桌子。不得不说，历史拐点常常诞生于看似不起眼的瞬间，而真正推门的人，往往藏在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