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 | “悲剧”更名“肃剧”？

英雄遭受的苦难而引发悲壮乃至惊异、骇然之情，绝非“庄严肃穆”所能带来。从这个角度看，难道也能改称荷马为第一位“肃剧”诗人，《伊利亚特》为第一部“肃剧”？

悲剧是古希腊人独步天下的文化创造。从古罗马开始，凡接触到古希腊悲剧的西方各国，都用最简捷的办法，保留古希腊语里的悲剧即tragoidia这个名称，将之转换成本国字母和拼写方式，而不做翻译。可是，随着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力越出西方文化圈，tragoidia这个名称的翻译，就成为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比如说，古希腊悲剧自十九世纪进入汉字文化圈，该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士编撰的英华词典一般将tragedy译作“悲戏”“悲切之戏”（也有译作“苦情的戏”“哭戏”）；明治时期的日本则出现了“悲哀戏曲”“悲曲”“悲哀剧”“悲壮戏曲”和“悲壮剧”等众多译名，后来又固定为“悲剧”。晚清民初，“悲剧”这个译名被国人接受，成为汉语里约定俗成的译法。

不过，偶尔也有古希腊文学专家提出异议，如罗念生曾在《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引自《罗念生全集（第九卷）：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里指出：

“悲剧”一词在希腊文里作tragoidia（特刺戈狄亚），意思是“山羊之歌”,大概是因为歌队队员起初作羊人打扮，身披山羊皮的缘故，但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悲剧比赛起初以一只山羊为奖品，或由于比赛前杀羊祭酒神狄俄倪索斯而得名。“悲剧”这个词应用到古希腊戏剧上，可能引人误解，因为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

罗念生虽认为“悲剧”一名“可能引人误解”，但并未主张更名。近来，国内古典学界的出版巨头——“《经典与解释》系列”却延续这一思路，重起更名之议（参看“‘古希腊悲剧注疏’出版说明”“‘阿里斯托芬集’出版说明”等），且已付诸实施，不仅将古希腊悲剧更名肃剧（如该系列下设子系列“古希腊肃剧注疏集”），竟然还将论述古希腊悲剧的重要现代著作如尼采《悲剧的诞生》更名为《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参看“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目录）。既然悲剧更名肃剧，源自罗念生的异议，我们且以之为据来考察更名的严谨性和可行性。

罗念生强调，“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这是对“悲剧”译名的主要反对意见，也是更名“肃剧”的主要支持意见（所谓“肃剧严肃庄重”，见上引两份出版说明）。他给出如下理由（出处同上）：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并举例说：

有些悲剧，例如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圆满收场，并未杀人流血，引起悲哀，但剧中情节是严肃的，故仍然是“悲剧”。

但他引用的《诗学》第六章那句话只能算作定义的第一步，我们要接着读下去才能得到完整的定义（暂且也用罗念生自己的译文）：

它[即悲剧——引者按]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

要理解亚氏悲剧定义的完整性，最重要的是那末了的一句“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罗念生把katharsis译作“陶冶”，似有不妥，此处存而不论。这里的关键是悲剧引发的情感——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并不能从“严肃的行动”里推导出来，而是与“严肃的行动”一样，构成悲剧必不可少的元素。倘若单凭亚氏所言“严肃的行动”就要让“悲剧”更名“肃剧”，那么试问：“严肃的行动”或能带来“庄严肃穆”之感，却如何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罗念生所举之例，在亚氏看来，也不会是因为“情节是严肃的”就成其为“悲剧”，而必定是因为情节尤其是主人公经历的苦难（未必要“杀人流血”），引发了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换言之，“悲剧”之“悲”，不一定是“悲哀”“悲伤”之“悲”，还可以是“悲悯”“悲壮”之“悲”。

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当他追溯悲剧（还有喜剧）和史诗的渊源，总会提到荷马。例如《诗学》第四章说（仍然引用罗念生的译文）：

荷马从他严肃的诗说来，是个真正的诗人，因为唯有他的摹仿既尽善尽美，又有戏剧性，并且因为他最先勾勒出喜剧的形式，写出戏剧化的滑稽诗，不是讽刺诗；他的《马耳癸忒斯》跟我们的喜剧的关系，有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跟我们的悲剧的关系。

两部荷马史诗跟悲剧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两种文学体裁发展演变的关系，更是“悲剧精神”传承上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甚至直言荷马是第一位悲剧诗人，《伊利亚特》是第一部悲剧。《理想国》第十卷论及著名的“哲学与诗的古老纷争”，便围绕悲剧展开，特意标举荷马为悲剧之领袖（598d）。两部荷马史诗尤其《伊利亚特》的悲剧性，对古希腊人来说不言自明——那是一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由于英雄遭受的苦难而引发悲壮乃至惊异、骇然之情，绝非“庄严肃穆”所能带来。从这个角度看，难道也能改称荷马为第一位“肃剧”诗人，《伊利亚特》为第一部“肃剧”？

再者，古希腊悲剧对西方后世影响深远，不仅悲剧被推尊为最高的文类，“悲剧精神”也成为后人复兴古典精神的重要内容。近世以来，欧洲各国都视悲剧为该国文学的至高成就。英国之视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四大悲剧为英语文学的旷世杰作；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家拉辛和高乃伊，虽未取得莎士比亚那样的成就，在法兰西文学史上依然地位崇高；后起的德意志文学，奉歌德为文坛领袖，而他最伟大的作品——《浮士德》，也以“一部悲剧”（eine Tragödie）为副标题。此外，德意志的古典派和浪漫派，不仅看重悲剧创作，还尤为重视对“悲剧性”（das Tragische）或说“悲剧意识”“悲剧精神”的哲学探索，以席勒、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叔本华和尼采为个中翘楚，而尼采《悲剧的诞生》恰恰是这一系列探索的关节点。以上种种，都无法用“肃剧”或“肃剧性”的译名来替代。比如，改称歌德的《浮士德》为“一部肃剧”，突显其“庄严肃穆”，岂非从根本上抹杀梅菲斯托所代表的时而谐谑时而嘲弄的“非圣无法”精神？再如，尼采《悲剧的诞生》主张悲剧源起于狄奥尼索斯“醉”的艺术冲动和阿波罗“梦”的艺术冲动的完美结合，这两种冲动与“庄严肃穆”又有何相干？对此，“肃剧论者”或可辩说，更名肃剧仅限于古希腊悲剧，后世悲剧姑存原名。设若如此，那么古希腊悲剧和后世悲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便难以显现，而古希腊悲剧之于后世悲剧的根源性也会被割裂。

更名之议，假如出于学理的目的，需要从各方面权衡其严谨性和可行性。因为一个译名，尤其像悲剧这样的重要概念，一方面牵连整个西方文化大传统，另一方面还牵连晚清以来我国对西方古典文化的接受传统。假如学理上不经充分权衡，便贸然实施，用别样的译名作为“教派”暗语或身份标志，那么“入教者”自有本领洞观“异象”，本来也无需“肃剧”之助。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