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案并非个例，广州美院图书馆馆长萧元，盗百幅名画，金额过亿

名画《江南春》估价8800万元，从国有博物馆库房神秘失踪三十多年后，最终现身北京的拍卖场。

01 南博风波：从保管员到前院长的文物黑洞

1993年，南京一声枪响，23岁的南京博物院保管员陈超因窃取馆藏文物19件被依法处决。他盗得的文物价值18万元，销赃后得款3万多元，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

时隔三十年，2025年12月，一幅估价高达8800万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突然现身北京拍卖场。这幅画是1959年庞增和先生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137幅画作之一。

这引发了捐赠者后代的强烈质疑，庞叔令女士将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博物院回应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幅画作曾被鉴定为“伪作”，已按规定处置。

几乎与此同时，一场更重磅的举报掀起了更大的波澜。12月21日，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发布实名举报视频，直指前院长徐湖平在任职期间“有组织、有预谋、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

据举报，徐湖平**擅自撕毁南京朝天宫库房内故宫南迁文物的封条，将真品定为“赝品”低价划拨至其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经由其子开设的拍卖公司转手倒卖至海外。

02 临摹调包的十年暗渡

当南京博物院的风波愈演愈烈时，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前馆长萧元已结束了他的十年暗渡。

2002年，萧元来到广州美术学院工作，担任图书馆馆长。图书馆藏画库收藏着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143幅书画作品，平时主要用于教学参考。

藏画库有三道门，三道门上的钥匙分别由三个图书馆工作人员掌管。按照规定，老师和学生借画时需要三人同时到场才能取出画作。

但作为馆长的萧元，配有全套钥匙，可以随时独自进入画库。2003年，馆内计划对画作进行数字化处理，拍照过程中，萧元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这些珍贵的馆藏名画。

萧元发现，这些画作中竟然已经有不少赝品，显然在他之前就有人动过手脚。这个发现没有让他警觉，反而成了他犯罪的契机。

从2004年3月开始，萧元在周末图书馆无人时，用钥匙打开画库，挑选字画带回家临摹。他选择作品有自己的“标准”：临摹难度不大的作品，以及师生们不熟悉的非岭南画派作品。

几天的临摹后，他再将假画放回藏画库。由于工作人员只负责对数，没有鉴别真伪的能力，这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得以持续。

03 案发与揭露：从拍卖行到别墅的追查

2005年底，学校计划将图书馆的字画转交给美术馆管理，萧元便停止了作案。但他已经窃取了大量名画，并开始通过拍卖行变现。

从2004年到2010年，萧元陆续将125幅书画作品委托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价总计3470.87万元。

剩余的18幅尚未卖出的书画作品被侦查机关扣押，经鉴定估价约为7681.7万元。萧元贪污的143幅画作总价值高达1.1亿元。

拍卖所得的赃款，一部分被萧元用来购买字画，一部分用于购买房产。案发时，他一共有8套房产被扣押。

2014年5月6日，侦查机关在萧元位于番禺雅居乐峰会的别墅将其抓获，并搜查到18幅尚未卖出的字画。

侦查机关还在他的住处搜到了枪支、子弹。萧元解释称，这只是他的个人爱好。

04 案件的终局：审判未至人已逝

2015年7月，萧元贪污案在广州中院一审开庭。庭审中，萧元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并表示认罪、悔罪。

萧元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表示：“几万元、几十万元摆在我面前并没有什么诱惑力，但如果是几百万或者几千万元这么巨大的数额，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这位曾经担任《芙蓉》杂志主编的文化人，最终在面对巨额财富时失去了底线。

然而，案件的审理并未如期结束。2016年，60岁的萧元在取保候审阶段因病去世。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终止审理，但会继续追缴赃款赃物。

05 失落的信任：文物安全的制度之痛

萧元案和南京博物院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惊人相似：内部监管的缺失、制度漏洞的利用，以及对文物价值的漠视。

萧元能够十年如一日地调包名画，根本原因在于图书馆管理制度存在严重漏洞。藏画库虽有三人管钥的制度，但馆长却拥有全套钥匙，可以随时独自进入。

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作人员只负责清点数量，没有鉴别真伪的能力。这种“只点数、不鉴质”的管理模式，为“雅贼”提供了可乘之机。

南京博物院的情况同样令人深思。从1993年保管员陈超盗窃19件文物被处决，到2025年《江南春》神秘现身拍卖场，三十年间，类似的问题一再发生。

博物院对文物的处置缺乏透明度，鉴定过程不公开，处置结果不告知捐赠人后代。当庞叔令在法庭上看到打着马赛克的鉴定书时，她对抗的是一个运行了几十年的封闭系统。

这个系统里，专家签字可以打码，处置流程可以保密，捐赠人权益可以无视。文物从“国宝”变成“商品”的过程中，被权力和黑市吞噬了价值。

两起案件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文化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上级检查流于形式，公众知情权被忽视，问题暴露往往靠偶然，而不是靠制度。

2025年底，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面对媒体询问，只留下一句“没什么可说的”。这场持续三十年的文物失踪迷局，至今仍无清晰的答案。

而在广州，萧元案虽已随他的离世画上句号，但那些被他调包后流散各地的名画，许多已难以追回。拍卖行按照“善意第三人”原则保护买家，这些本属于公共文化财产的名作，很可能就此永久流失。

两座城市，两个案件，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痛心的文化保护现状图景。当制度的漏洞成为窃贼的通道，当文物的价值沦为交易的筹码，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画作，更是对整个文化保护体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