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明史》、《南明史》、《江南通志》、《明季北略》、《江南奴变记》等相关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顺治二年六月，清军的剃发令刚刚颁布，苏州城内已是人心惶惶。
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观前街上冷冷清清，那些往来如织的商贾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
街头偶有清兵巡逻，马蹄声踏在青石板上格外刺耳。
钱谦益坐在绛云楼里，手中拿着刚刚收到的邸报，上面详细记录着扬州十日的惨状。
作为江南文坛的领袖，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学者此时却面如土色。
邸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锥子一样扎在他心上：城破之日，清兵入城屠戮十日，积尸如山，血流成河。
更让他震惊的是另一个消息：
清军渡江时，南京城内的明军将领竟然率领二十三万大军不战而降。
这些平时威风八面的将军们，在清军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如今却成了投降清军的耻辱标记。
钱谦益想不通，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将军们，手握重兵，装备精良，为何在关键时刻如此不堪一击。
他更不知道的是，这支看似庞大的明军，实际上早已是强弩之末。
士兵们面黄肌瘦，武器陈旧，军心涣散，战斗力几乎为零。
窗外传来一阵马蹄声，那是清军的巡逻队在街上来回穿梭。
钱谦益透过雕花窗棂往外望去，只见几个满洲兵正在挨家挨户检查，凡是没有按时剃发的男子，当场格杀勿论。
街头已经躺下了好几具尸体，血迹斑斑，触目惊心。
就在半年前，这些清兵还在长江北岸，被滔滔江水阻隔在千里之外。
江南的士绅们还在自己的园林里吟诗作对，商讨着如何继续他们的风雅生活。
那时候，没有人相信清军真的能够跨越长江天险，更没有人想到，那条被誉为天下第一险的大江，竟然如此轻易就被突破了。
钱谦益忽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冬日，镇江守将李勇曾经登门求见，希望能够借贷一些银两用于发放军饷。
当时的钱谦益正在会客，对这个风尘仆仆的武将显得很不耐烦。
那时正值严寒，李勇的军服上还带着霜花，显然是一路奔波而来。
李勇当时说，他手下的三千士兵已经四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很多人靠吃野菜充饥，根本无法正常训练。
他恳求钱谦益能够借贷一些银两，哪怕先发一个月的军饷也好。
当时的钱谦益正在和几个文友品鉴古董，觉得这个武夫很不识趣，打扰了自己的雅兴。
他敷衍了几句，只象征性地给了李勇五百两银子，还一再强调这是看在同为朝廷官员的份上才借的，要他尽快归还。
李勇当时接过银子时的神情，钱谦益至今还记得清楚：那是一种混合着感激、失望和绝望的复杂表情。
那时的钱谦益觉得这些武夫就是来要钱的乞丐，给他们银子纯粹是浪费。
五百两银子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可对于三千名士兵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
每个士兵分不到二两银子，连买一顿饱饭都不够。
可现在他才明白，李勇当时绝望的眼神，正是整个明军衰败的缩影。
那五百两银子或许真的解不了燃眉之急，可它代表的是江南士绅对军队的态度：冷漠、敷衍、不负责任。
窗外的马蹄声渐渐远去，钱谦益的思绪却回到了更早的时候。
明末江南的繁华，大户们的奢靡生活，朝廷的加税政策，军队的艰难处境...
这一切就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
他想起了万历年间苏州府的一次盛会，当时江南的士绅们聚集在虎丘山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会。
数百名文人墨客聚集一堂，吟诗作对，品茗论文。
那次聚会光是酒菜就花费了数千两银子，还请来了全国最有名的戏班子助兴。
可就在同一时期，驻扎在苏州城外的明军营房却是另一番景象：士兵们住在破烂的营房里，缺衣少食，武器装备更是惨不忍睹。
有的士兵甚至把军服当了换粮食，光着身子在营房里挨冻。
那时的江南士绅们完全不关心这些，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觉得这些粗鄙的武夫与自己的高雅生活格格不入。
他们宁愿花费重金收购一件古董，也不愿意拿出一文钱来改善军队的条件。
钱谦益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屠刀真正落下时，再多的财富也保护不了他们。
那些他们曾经视如草芥的士兵，那支他们断粮饿毙的军队，其实就是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屏障。
可现在，这道屏障已经彻底坍塌了。
楼下传来一阵吵杂声，似乎是有人在争执。
钱谦益走到窗前仔细听，原来是几个邻居在商讨如何应对清军的剃发令。
有人主张立即剃发投降，有人则坚持要抵抗到底。争论声越来越激烈，最后不欢而散。
看着这些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分道扬镳，钱谦益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这些江南士绅，在太平时期可以团结一致对抗朝廷的加税政策，可以联合起来垄断地方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一旦面临真正的生死考验，立刻就分崩离析了。
夜色渐深，苏州城内一片死寂。
偶尔有清军的巡逻队经过，马蹄声在青石街道上回响，显得格外寂寥。
钱谦益坐在灯下，望着满屋子的藏书，心中充满了悔恨和绝望。
这些书籍曾经是他最大的骄傲，代表着他的学识和地位。
可现在，面对清军的铁蹄，这些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们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武器用，更不能保护他免受屈辱。
钱谦益想起了史书中记录的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那些曾经繁华一时的王朝最终都化为了尘土。
而每一次王朝的覆灭，都伴随着无数个人悲剧的上演。
如今轮到他们了，历史的车轮毫不留情地碾过，将他们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江南士绅碾得粉碎。
【一】江南大户的黄金时代
明朝中后期的江南，是全天下最令人艳羡的地方。
这里不仅是帝国的经济心脏，更是文化和政治的重要基地。
从嘉靖年间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地区的财富积累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州府是整个江南最繁华的地方。
这里的丝绸产业发达，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织造技术。
府城内大小作坊数百家，工匠数万人，每年生产的丝绸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远销海外。
仅苏州一地的丝绸年产值就超过百万两银子，相当于几个州府的全年财政收入。
杭州的茶叶贸易同样兴旺发达。
西湖龙井、径山茶等名品享誉全国，商人们从这里采购茶叶，运往北方各地销售。
每年春茶上市的时候，杭州城内商贾云集，茶叶价格甚至比黄金还要珍贵。
一些品质上乘的茶叶，一斤能卖到几十两银子的天价。
南京作为留都，虽然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可商业依然繁盛。
秦淮河两岸商铺林立，各种奢侈品应有尽有。
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还有从海外进口的珍奇物品。
琉璃、香料、珠宝、象牙，这些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宝物，在南京却是司空见惯。
松江府的棉纺织业更是独步天下。
这里生产的棉布质地精良，远销北方和西北边疆。
当地的商人们凭借着棉布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有的家族仅棉布生意一项，每年就能赚取数十万两银子的利润。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江南大户们的财富积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钱谦益家的绛云楼不仅藏书十万余册，还收藏了大量的字画古董。
他曾经花费三万两银子购买了一幅唐代名画，这笔钱足够养活一千户普通农民家庭一年。
苏州的顾氏家族更是富甲天下。
他们不仅拥有土地数万亩，还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帝国。
从丝绸贸易到粮食流通，从典当行业到海外贸易，几乎每个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顾氏的身影。
据说顾家的总资产超过了五百万两银子，相当于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常熟的翁氏家族则是靠着精明的投资发家致富。
他们很早就看准了海外贸易的商机，与福建、广东的海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通过海外贸易，翁家赚取了巨额利润，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普通商户发展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豪门。
嘉定的侯氏家族控制着当地的粮食贸易。
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关系网，几乎垄断了整个嘉定地区的粮食收购和销售。
每年秋收时节，侯家的粮仓里堆积如山，他们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节粮食的供应量，从中牟取暴利。
这些江南大户不只是有钱，更重要的是有权有势。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成为朝廷命官。
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却通过捐纳获得了虚衔，在地方上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万历年间兴起的东林书院，更是成为江南士绅的政治据点。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利用书院这个平台，对朝政进行评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到了天启年间，钱谦益、张溥等人创立的复社，更是将这种影响力推向了高峰。
复社的成员遍布整个江南地区，他们定期聚会，品评时政，俨然成为江南地区的意见领袖。
每当朝廷有重大政策出台时，复社的态度往往能够影响整个江南的反应。
他们的力量甚至延伸到了北京，在朝堂之上也有相当的话语权。
江南大户们的生活奢华程度令人咂舌。
他们在苏州建造了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无不体现着极致的艺术追求。
拙政园、留园、狮子林这些名园，每一座都耗费了巨额资金。
仅拙政园一座，前后花费就超过了十万两银子。
他们在杭州西湖边购买豪华别墅，在南京秦淮河畔置办宽敞宅院。
每逢春秋佳节，这些大户就会聚集在风景名胜之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他们请来全国最有名的戏班子演出，雇佣最技艺精湛的工匠制作器物，购买最珍贵的书画古玩装饰居室。
万历年间，苏州府曾经举办过一次盛大的文会，号称"虎丘雅集"。
当时江南地区的知名士绅几乎全部到场，参加者超过一千人。
这次聚会不仅展示了江南文人的才华，更展示了他们的财力。
光是准备这次聚会，主办者就花费了五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聚会期间，文人们不仅吟诗作对，还进行各种奢华的娱乐活动。
有人花费千两银子购买一盆兰花，只为博得众人的赞叹；有人拿出珍藏的古琴让名师演奏，一曲下来就赏银百两；还有人当场挥毫泼墨，一幅字画就能卖出天价。
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在江南已经成为常态。
大户们比的不是谁更节俭，而是谁更会花钱，谁的生活更加精致。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才能在同阶层中获得尊重和认可。
可富有却让这些大户变得极其自私。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却常常视而不见。
当朝廷需要增加赋税来维持开支时，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当地方需要他们出资修建公共设施时，他们推三阻四；当军队缺少粮饷需要支援时，他们更是能拖就拖，能少给就少给。
【二】逃税避役的花样百出
江南大户们逃避赋税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投靠"制度。
这种制度本来是为了保护一些确实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可到了明末却被大户们钻了空子，成为他们逃避赋税的主要手段。
所谓"投靠"，就是将自己的田产名义上转移到有特权的官员或太监名下，以此来享受免税的待遇。
按照明朝的法律，高级官员和太监的田产是可以享受一定额度免税的，这本来是朝廷对他们的优待。
可江南大户们却利用这个漏洞，纷纷与这些权贵勾结，将自己的田产"投靠"过去。
苏州的顾氏家族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家族的大部分田产都"投靠"到了北京的几个太监名下。
这样一来，这些田产就可以享受免税待遇，顾家每年因此节省的税款就超过万两银子。
而那些太监呢，也从中获得了不菲的好处，可谓皆大欢喜。
常熟的翁氏家族则更加聪明，他们不仅将田产投靠给权贵，还与当地的官府勾结，通过各种手段来减少税负。
比如在登记田产时故意少报面积，或者将肥沃的良田登记为贫瘠的薄田，以此来降低税收标准。
更有甚者，一些大户还会伪造各种证明文件，声称自己的田产是用于公益事业的，应该享受免税待遇。
嘉定的侯氏家族就曾经将自己的大片田产说成是义学的财产，成功逃避了多年的赋税。
除了在田产上做文章，江南大户们在其他方面也是挖空心思逃避国家的征收。
当朝廷需要征收徭役时，他们就花钱雇佣贫民代替自己服役；当需要上缴各种物资时，他们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或者以次充好。
万历年间，朝廷为了应付北方的军事开支，决定向全国征收"三饷"：辽饷、剿饷、练饷。
这三项税收的数额相当巨大，江南作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自然要承担主要的负担。
可江南大户们对此却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抵制征收。
首先是联合上书。
几百名江南士绅联名向朝廷上书，声称"三饷"过重，百姓不堪重负，要求减免征收。
这些上书措辞激烈，声泪俱下，仿佛江南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可实际上，这些上书的人每一个都是家财万贯的大富豪，他们所说的"百姓"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接着是暗中串联。
江南各地的大户们私下里建立了联系网络，互通消息，协调行动。
一旦某地的征收过于严厉，其他地方就会立即响应，采取同样的抵制措施。
这种有组织的抵抗给朝廷的征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最后是公然抗税。
当上书和串联都不起作用时，一些大户就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他们组织人员围攻税务官员，阻挠征收工作的进行。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冲突，税务官员被打伤，征收的物资被抢夺。
苏州府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抗税事件。
当地几十户大户联合起来，拒绝缴纳新增的税款。
他们不仅自己不交，还阻止其他人缴纳。
当知府派遣官员前去征收时，这些大户就组织人员围攻官员，最终迫使知府不得不暂停征收工作。
这种抗税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
当连最富有的阶层都可以公然违法时，整个社会的秩序就开始动摇了。
其他阶层的人看到大户们可以逃避赋税，也开始效仿，结果造成了税收的全面混乱。
更让人愤慨的是，这些大户们一边逃避赋税，一边还在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保护和服务。
他们的商队需要官军护送，他们的财产需要官府保护，他们的纠纷需要衙门调解，可他们却不愿意为这些服务付出相应的代价。
【三】明军的日渐衰败
明朝的军制在建国初期确实相当完善。
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将军户和民户分开管理，士兵平时屯田自给，战时出征作战。
这种制度在明朝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的安全。
可到了中后期，这套制度就开始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军户逃亡现象的普遍化。
按照卫所制度，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改变身份。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许多人开始想方设法逃避兵役。
其次是屯田制度的崩坏。
军户本来要靠屯田来维持生活，可由于管理不善和贪腐严重，很多屯田都被侵占了。
失去了土地的军户只能依靠微薄的军饷生活，可这点军饷又经常被拖欠，士兵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不得不开始改革军制，逐步推行募兵制。
按照新的制度，士兵不再是世代为兵的军户，而是通过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
这些士兵每年能够得到大约十八两银子的军饷，这个数目在当时勉强能够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
可问题是，这点军饷经常被拖欠。
明朝中后期财政困难，经常入不敷出，军饷自然成为了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有时候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士兵们苦不堪言。
驻扎在江南地区的明军虽然条件相对较好，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这里虽然物产丰富，可军饷的拖欠同样严重。更要命的是，江南地区的物价相对较高，同样的银子在这里的购买力要比其他地方低得多。
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地方的赋税和富户的捐助，可江南的大户们对此却极其冷淡。
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朝廷，支持军队，可一旦涉及到真金白银，就立刻变了脸。
万历年间，倭患再起，朝廷派遣军队前往东南沿海防御。
可军队到达江南后却发现，当地的富户们不但不愿意提供后勤支援，反而趁机哄抬物价。
军粮的价格比平时高出了一倍多，军械的价格更是翻了好几倍。
军队的给养严重不足，士兵们经常吃不饱饭。
有的士兵为了买一顿饱饭，不得不把自己的兵器当掉。这样的军队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天启年间的情况更加严重。
当时西北边患频仍，朝廷需要大量军费来应付战争。
可江南大户们却置若罔闻，他们宁愿花费巨资购买奢侈品，也不愿意为国防建设出一分钱。
苏州的顾氏家族在这一时期花费了三万两银子购买一座假山，可当军队请求他们捐助军费时，他们却说家里最近也很困难，只能象征性地拿出三百两银子意思意思。
常熟的翁氏家族更过分，他们为了给家族的祖坟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花费了五万两银子。
可当地方官府请求他们为边防捐助时，他们竟然一文钱都不愿意出，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朝廷的责任，与他们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的战斗力自然一落千丈。
士兵们长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
武器装备更是陈旧不堪，许多士兵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式兵器。
更严重的是士气的低落。
当士兵们看到那些富得流油的大户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却不愿意为他们的生计出一分钱时，心中自然充满了怨恨。他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要为这些自私的人卖命，军心开始动摇。
崇祯年间，这种情况达到了顶点。
当时农民起义四起，清军也开始频繁入侵，明军的压力空前巨大。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南大户们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过着他们的奢华生活，对军队的困难置之不理。
镇江守将李勇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手下有三千士兵，可已经四个月没有发军饷了。
士兵们靠吃野菜充饥，许多人营养不良导致生病，根本无法正常执勤。李勇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苏州去向大户们求助。
李勇先后拜访了十几户富商，可得到的回应都是冷淡的。
有的说最近生意不好，没有多余的银子；有的说这是朝廷的事情，与他们无关；还有的干脆避而不见，让李勇吃了闭门羹。
最终，李勇只筹集到了几百两银子，连给士兵们买一顿饱饭都不够。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这些士气低落、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的军队，自然不是敌人的对手。
而那些导致军队衰败的江南大户们，最终也要为自己的自私付出惨重的代价。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如惊雷般传到江南。
可江南士绅们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许多人不但没有感到恐慌，反而暗自庆幸。
他们认为这下终于可以摆脱沉重的税负了，新的政权说不定会对江南更加宽松。
钱谦益当时正在绛云楼中与几位文友聚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开始讨论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获得更好的位置。
有人提议立即派代表前往北京，向新政权表示归附；有人则认为应该静观其变，看看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可没过几天，又一个消息传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败退。
这个消息让江南士绅们开始感到不安，可他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清军不会真的南下。
毕竟长江天险在那里摆着，历史上能够成功渡江的北方政权并不多见。
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时，江南大户们更是欣喜若狂。
钱谦益等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江南可以在新皇帝的治理下继续享受繁荣，而不用再为北方的战争买单。
他们纷纷前往南京朝见新皇帝，希望在新政权中获得重要的位置。
那段时间，整个江南都沉浸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之中。
士绅们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他们继续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州的园林里依然丝竹不绝，杭州的西湖边依然游人如织，南京的秦淮河畔依然灯红酒绿。
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