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4岁当上黑龙江省长，后官至副国级，坦言：我一生最敬重毛主席

1946年初夏的夜色笼住大连港，空中弥漫着潮湿的海腥味。一排排木箱被士兵抬上甲板，箱侧用白漆写着“120迫击炮弹”。负责调度的人裹着旧军大衣，低声叮嘱：“天亮之前，全装船！”那人正是韩光——彼时他肩负东北军工生产的重任，生怕耽误华东战场的急需。后来陈毅在信中专门点名感谢：“大连的炮弹，跟淮海的小推车一样管用。”这种来自前线的肯定，让韩光终生难忘。

时间拨回1930年9月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秘密会议刚散，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被陈潭秋叫住。“从今晚起，团委的担子交给你。”陈潭秋说这话时声音放得极低。年轻人点头，压抑着激动——他就是当年22岁的韩光。用学生身份掩护、用化名“孟符”周旋军警，他在北满、南满奔波，说服一个个抗日武装缔结统一战线。走夜路多了，风声、犬吠、霜雪，样样都成了习惯；但只要能把队伍拧成一股绳，他觉得值。

1939年春天，延安窑洞里煤油灯摇出一圈又一圈的光晕。毛主席听完韩光汇报，停顿片刻，说道：“统战工作得团结千百万，不是千八百。”这句话韩光记了半辈子。可惜主席要去参加会议，两人没聊过几分钟。多年后提起此事，韩光常摇头：“倘若时间再宽裕些，能学到的肯定更多。”

抗战终了，苏军协助下的大连迅速转入接管期。工厂机器刚启动，零件短缺成了心头刺。韩光跑遍几乎所有仓库、修配所，把能拆的拆、能改的改，硬是把日产炮弹提升到四位数。有人埋怨他太拼，他挥手：“前线嗷嗷待哺，我们这点辛苦算什么？”

解放后局面豁然开朗。1956年春，黑龙江漫天飞雪还未消散，44岁的韩光奉命出任省长。那一年，黑土地上大规模国营农场如雨后春笋。为了抢季节，他穿棉大衣下田查看墒情，一连几天脚面冻得发紫。省里干部劝他进屋烤火，他摆摆手：“冰雪消得快，种子才能抢先落地。”

同年，国家技术委员会筹建。韩光被调进北京，与聂荣臻研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那是一个满墙挂着公式、试验图纸随手堆的年代。一有新点子，聂帅就拉着韩光讨论；韩光思路活，经常脱口而出大胆建议。毛主席获悉后，称赞他“敢想敢干，有胡服骑射之劲”，让他倍感鼓舞。

然而风云多变。特殊时期里，韩光被下放到北大荒农场。那片黑色沃土当时杂草没膝，酷暑蚊虫肆虐，寒冬又滴水成冰。整整九年，他扛镢头、掏牛圈，胳膊晒裂，双手生满老茧。老同事悄悄递过一本《联共党史》，他却推回去：“队里正缺劳力，把书留着，活多干点。”低调到极致。

1978年冬，北京西直门外的风透着刀子，中央决定恢复纪委机构，韩光被请回担任中央纪委常委。那时“官倒”在一些城市暗流涌动，干部子弟插手买卖、倒卖紧俏物资。韩光拍桌子：“先从我们自家做起。”几位老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据此发出整顿文件。短短数月，多起倒卖案件受查处，风气为之一变。

1987年秋的一个午后，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韩光当即表态：“我是赞成的，可立刻离岗。”同僚半开玩笑：“再干几年也无妨。”韩光摊手：“规定要执行，怎能说再干就再干？”不久，他正式离休，把办公室钥匙和厚厚一摞卷宗交给接班人，没留任何个人物品。

晚年生活清简。天晴时，他在北海公园慢走；下雨就在家翻阅字迹发黄的手稿。有一次秘书问：“您最敬重谁？”韩光抬头，目光亮得像年轻人：“毛主席。没有他的方向盘，旧中国根本开不出去。”这句朴素的回答，他重复过很多次。

2008年春，医院病房里电视正播奥运筹备画面。96岁的韩光侧耳倾听，气息微弱，却还问：“场馆建设进度如何？”护士含糊几句，他轻轻点头，眼神仍盯着荧屏。八月圣火点燃的那天，他已不在人世。亲友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张边角磨损的便笺——毛主席在延安讲统战那晚，他用铅笔匆匆记的八个字：团结千百万，胜利必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