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刑场，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
他，是文坛巨匠鲁迅，一个用笔杆子向黑暗社会宣战的斗士；她，是曾为爱冲破一切礼教束缚的新女性许广平。
这对爱情神话的主角，在外是并肩的战友，在家中却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七年来，他和她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冰墙.
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那个风雨夜，自那晚产房外的死寂等待之后。
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01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上海的暑气总算被几场雨水冲刷得干净了些，但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书房里，空气依旧是凝滞而辛辣的。这股味道，一半来自成堆的书籍和纸张散发出的陈旧墨香，另一半，则源自书桌后那个男人指间永不停歇的香烟。
周树人，或者说，鲁迅，正伏在案上，像一头与风车搏斗的老牛，笔是他唯一的长矛。他眉间的“川”字，是常年思虑和病痛共同雕刻的痕迹，深刻得仿佛能夹住雨水。屋里没有开大灯，只一盏绿色的罩子台灯，将一圈昏黄的光晕拢在他的稿纸和手上，他周遭的世界，便沉入了浓重的阴影里。
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挤了进来。许广平端着一个白瓷碗，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她的脚步很轻，是在这栋小楼里长久生活养成的一种习惯，为了不打扰丈夫的思绪，也为了不惊醒楼下熟睡的儿子。她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旗袍，样式简单，却被她收拾得极为干净利落。
“先生，药该喝了。”她将碗放在他右手边，那是一碗熬得极浓的中药，乌黑的汤汁冒着苦涩的热气。
鲁迅的目光依旧黏在稿纸上，仿佛那上面有千军万马正在厮杀。他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嗯”，算是回应。然后，他似乎是凭着本能，伸出那只夹着香烟的、被烟熏得焦黄的手，去摸索那只药碗。
碗沿还烫着。他的指尖刚一触到，便想缩回来，可巧，许广平正准备挪开自己的手，两人的指腹，就这么不经意地碰到了一处。
一瞬间，两个人都像是被看不见的电流烫了一下，动作僵硬地、几乎是同时地，迅速缩回了手。
许广平的手指蜷缩了一下，若无其事地垂在了身侧。鲁迅的手则在空中顿了顿，最后还是有些笨拙地端起了那碗药，仰头一饮而尽，眉头因为那股苦味而拧得更紧了。他把空碗推到桌边，拿起笔，蘸了蘸墨水，连一个眼神都未曾抬起。
“碗我先放下，你忙。”许广平的声音依旧平淡，听不出什么波澜。她转身，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门轴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吱呀”，像一声叹息。书房里，又只剩下笔尖在纸上奔走的沙沙声。鲁迅写了几个字，却停了下来。他盯着稿纸上的那个墨点，墨迹正缓缓地洇开，像一滴无法收拾的心事。刚才指尖那一点温润而又迅速逃离的触感，还残留在记忆里。曾几何时，这双手，是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牵起，可以彻夜长谈时紧紧握住的。现在，却连一次无意的触碰，都显得如此尴尬和多余。
他掐灭了烟，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进肺里，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咳得弯下了腰，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冷汗，嘴里泛起一股熟悉的铁锈味。
门又开了。许广平快步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块温热的毛巾。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他身后，一只手熟练地在他背上一下一下地拍着，力道不轻不重，恰好能让他感到舒缓。另一只手，则将毛巾递到他嘴边。
鲁迅咳了好一阵才缓过来，他靠在椅背上，大口喘着气，脸色苍白如纸。他接过毛巾，擦了擦嘴角的血丝和冷汗。
“我去给你倒杯水。”许广平说着，转身走向桌边的暖水瓶。
鲁迅看着她忙碌的背影，那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异常地沉稳。他的思绪，被这剧烈的咳嗽猛地拽回了许多年前。那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夜晚，空气里同样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混合的味道，比今晚这嘴里的铁锈味要浓烈百倍。他记得，那个晚上，他站在一条冰冷的走廊上，面对着一个几乎能将人撕裂的选择。他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极度的恐惧和一种深藏在骨子里的、连他自己都鄙夷的自私，做出了一个……不，甚至不能算是做出，而是一种“迟疑”。
那个迟疑，只有短短几秒钟。可就是那几秒钟，像一根看不见的、淬了毒的刺，扎进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心里，也扎进了他自己的余生。
他想开口说点什么。或许是一句安慰，或许是一句探问。可当许广平端着水杯转过身，他看到她脸上那种平静无波的神情时，所有的话都像被冻住了一样，堵在了喉咙里。她的平静，不是温柔，而是一种礼貌的疏远，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将他牢牢地隔绝在外。他最终只是接过了水杯，低声说了句：“麻烦你了。”
“应该的。”她回答，然后拿起桌上的空药碗，又退了出去。
门，再一次被关上。
晚饭的时候，家里的气氛稍微活泛了一些，这全靠他们六岁的儿子，周海婴。小家伙正是淘气的年纪，坐在特制的高脚凳上，挥舞着小勺子，嘴里叽里呱啦地讲着今天在幼稚园里听来的故事。
“爸爸，今天先生说，猴子会捞月亮！”海婴的眼睛亮晶晶的。
鲁迅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他夹了一筷子嫩滑的鱼肚子肉，仔细地用筷子尖剔掉每一根细小的刺，然后放进儿子的碗里。“那是故事，月亮在天上，捞不着的。”他的声音，在对儿子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放软一些。
“那我以后造一个好长好长的梯子，爬到天上去拿！”
许广平在一旁看着，嘴角也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她没参与父子俩的对话，只是安静地吃着饭，时不时地给儿子碗里添些青菜，或者用手帕擦掉他嘴角的饭粒。她和鲁迅之间的交流，依旧是功能性的。
“酱油递我一下。”他说。
她便默默地把酱油瓶推过去。
“米饭还够吗？”她问。
他摇摇头，或者点点头。
一顿饭，就在这样诡异的和谐中吃完了。他们像两个配合默契的搭档，共同完成着“抚养孩子”这个任务，除此之外，再无交集。饭后，鲁迅照例踱回书房，把自己关进去。许广平则留在饭厅，弯下腰，一言不发地收拾着碗筷。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她把碗碟在水流下搓洗得咯吱作响，仿佛想洗掉的不仅仅是油污。
这个家，在外人看来，是令人艳羡的。鲁迅是文坛的斗士，许广平则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最温柔的港湾。她帮他整理堆积如山的文稿，一笔一划地誊写清楚；她替他处理复杂的版税和出版事宜，让他不必为金钱分心；她还要像个门神一样，挡掉那些慕名而来却只会空耗他精力的访客。
她把这个家，这个鲁迅赖以战斗的后方堡垒，打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
朋友们都说，景宋（许广平的笔名）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没有她，鲁迅先生恐怕要寸步难行。
每当听到这样的夸赞，许广平总是微微一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的，应该的。她早已将这一切都内化为自己的“职责”。从曾经那个在课堂上大胆诘问先生的女学生，到如今这个沉默操劳的家庭主妇，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她无怨，但她有悔。
这天下午，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来书店里坐了坐，顺便带了些新到的日文杂志给鲁迅。内山书店是他们一家在上海的避风港，气氛总是比家里要轻松许多。
在客人面前，这对夫妻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周先生，近来身体可好？看您气色，似乎又清减了。”内山先生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中文，关切地问。
鲁迅摆摆手，难得地开了句玩笑：“老样子，死不了。倒是你这书店的生意，我看是越来越好了，都快把我的稿费都赚走了。”
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许广平在一旁，熟练地为大家添上热茶，她微笑着，眼神温婉，恰到好处地插话道：“先生就是爱说笑。内山先生的书店，帮了我们多少忙，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她的举止优雅得体，语气温柔亲切，任谁看，都是一位沉浸在幸福婚姻中的贤惠妻子。
内山完造看着他们，由衷地感慨：“周先生有景宋先生这样的贤内助，真是福气啊。一个在前方战斗，一个把后方打理得稳稳当当，天作之合，天作之合！”
鲁迅听了，嘴角扯出一丝笑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滑入喉中，他眼底的笑意却像被这热茶浇灭了一般，迅速冷却了下去。
许广平也只是低头，理了理衣角，轻声说：“都是应该的。”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将内山先生送到了门口。两人并肩站在弄堂口，看着内山先生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秋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也吹乱了许广平额前的碎发。
直到那背影再也看不见了，两人才转身往回走。几乎是在转身的一刹那，他们脸上那种应酬式的、和煦的笑容，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我去准备晚饭了。”许广平淡淡地说了一句，径直走向厨房，没有看他一眼。
鲁迅“嗯”了一声，摸出烟盒，又点上一支。他靠在门后的墙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缭绕在他面前，模糊了他那张瞬间变得疲惫不堪的脸。眉心的那道“川”字，比刚才在客人面前时，又深了三分。
他和她，共同守护着一个名为“家庭”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他们是配合默马的角儿，上演着一出恩爱和睦的戏码。可是，当大幕落下，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这座房子里便只剩下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他们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一堵由“体面”和“职责”砌成的墙。这堵墙是如此坚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推倒它的方法了。
02
夜深了，海婴早已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熟，呼吸均匀绵长。许广平替他掖好被角，又在他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这才踮着脚尖退出了房间。
隔壁书房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的光线，像一把沉默的尺子，丈量着地板的长度。她知道，他又在熬夜了。他的身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他自己耗干的。她心里泛起一阵熟悉的刺痛，想去敲门，劝他早些休息。可手指抬到半空，却又无力地垂下。
她能说什么呢？说“先生，身体要紧”？他会“嗯”一声，然后继续写。说“药我给你温在炉子上”？他会说“知道了”。
这些话，她说了千百遍，他也应了千百遍，但他们之间，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声音传过去，就变得沉闷而无力，什么也改变不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黑暗中，隔壁那盏不眠的灯火，成了她眼中唯一的光源，也成了她心中最沉重的负担。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光对她而言，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指引，意味着他。
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北京，天气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抹布。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堂上，许广平的心里却是一片敞亮。因为讲台上站着的那个人，是周树人先生。
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衫，人很瘦，面色也有些黄，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绍兴口音，讲起课来，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中国社会的沉疴痼疾，每一句话都戳在时代的痛处，也戳在她的心上。台下的女学生们，大多是仰慕而又敬畏地听着，只有她，许广平，听得热血沸腾，心里有无数的问题在翻滚、在叫嚣。
她成了那个最大胆的学生。她给他写信，署名“H.M.”，在信里，她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自己的困惑，甚至是质疑。她像一个初生牛犊，毫无畏惧地闯进了这位思想巨人的世界。她本以为会石沉大海，或是收到几句敷衍的教诲。
没想到，他回信了。他的回信，不像在课堂上那般严肃，反而带着一种师长般的温和与耐心。他叫她“广平兄”，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她探讨着问题。一来二去，他们的通信越来越频繁。从学业，到时局，再到个人心底的苦闷，他们无话不谈。
许广平后来才知道，那时的鲁迅，正处于人生中最苦闷、最彷徨的时期。住在北京八道湾那个死气沉沉的大宅院里，与他那位名义上的妻子朱安，过着“一天也说不了三句话”的日子。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旧派的家人，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和理解。他的内心，是一座孤岛。而她，许广平，就像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海燕，带着南方海风的气息，莽撞地飞到了他的岛上。她的青春、她的活力、她的“大无畏”，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不啻于一道划破沉沉黑夜的闪电。
后来，时局动荡，他们先后南下。他去了厦门大学，她则留在了广州。两地分隔，唯一的慰藉，便是那一封封寄托着全部情感的书信。那些后来被集结成《两地书》的文字，是他们爱情最真切的见证。
“我现在爱你，是从你的人格、学问、勇气各方面看的……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新的生活，纯洁的，真诚的，温热的，接受新的思想，做些新的事业，这才是我们相爱的本意。”她在信里这样写道，热烈而坦诚。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系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此后，我就专心用功，要做出一点事……”他这样回信，字里行行，都透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少年般的雀跃和对她的承诺。
那段日子，苦，但是甜。每一天的等待，都因为下一封信的到来而充满希望。他们的灵魂，在纸上紧紧依偎。
最终，他为了她，辞去了厦大的教职，奔赴广州。当他们在广州的码头上重逢时，许广平觉得，全世界的阳光都照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在白云路租了一间小屋，筑起了他们真正的“爱巢”。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屋子很小，陈设简陋，但只要有他在，那里就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先生，她也不再是那个仰望他的学生。他们是平等的、亲密的伴侣。他会饶有兴致地看她笨手笨脚地学做饭，然后笑着接过锅铲说“还是我来吧”；她会趴在他书桌边，看他写稿，为他磨墨，听他念刚写好的段落。
他们会一起逛街，一起去吃广州的小吃，他会给她讲很多他童年时的趣事。夜里，他们挤在一张小床上，常常彻夜长谈，说到激动处，他会紧紧握住她的手，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她。
那时的鲁迅，脸上是有笑容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容。他背负了半生的精神枷锁，似乎在广州那湿热的空气里，被彻底卸了下来。
而许广平，则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可能的个人事业。她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本可以在社会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她选择了成为他身边的“景宋”。她觉得，能为这样一个人奉献自己的一生，是值得的，是幸福的。她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
可是，生活，远比想象的要严酷。
一九二七年底，广州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转移到上海。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东方巴黎”，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座危机四伏的丛林。
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整座城市，作为左翼文坛的旗手，鲁迅的名字早已上了当局的黑名单。被监视、被跟踪、被通缉是家常便饭。
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搬家，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巨大的外部压力，像一块沉重的磨盘，开始缓缓地、却无情地碾磨着他们之间的温情。鲁迅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愈发紧锁的眉头和愈发频繁的叹息。他投入了更激烈的战斗，用他的笔做投枪，与整个黑暗的社会为敌。他的世界里，战斗占据了全部。
而许广平的世界，则迅速地被柴米油盐、担惊受怕所填满。昔日的浪漫情怀，在计算着下个月的房租和菜钱时，在每一次听到陌生的敲门声就心惊肉跳时，在为他每一次晚归而彻夜难眠时，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她依然是他的“广平兄”，是他的战友，但她更是这个家的主妇，是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那道屏障。他们的关系，从无话不谈的恋人，逐渐转变为分工明确的“同志”。他主外，她主内。这种转变是如此的自然，又是如此的残酷。
她躺在黑暗中，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她想，他们的疏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定居上海的颠沛流离开始的吗？还是从他越来越沉默、她越来越忙碌开始的？
不，都不是。那些只是催化剂。真正让他们之间砌起高墙的，是另一件事。是一件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却在每个午夜梦回时，依旧会像电影画面一样，清晰地在脑海中回放的往事。
那件事，发生在八年前。
那件事，与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有关。也与一个男人在极端恐惧下，那短短几秒钟的、致命的迟疑有关。
隔壁书房的灯，熄了。她听到熟悉的、略带疲惫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下，然后，门把手轻微地转动了一下，又停住了。他似乎想进来，但最终还是没有。片刻之后，脚步声走向了隔壁那间小小的、作为他卧室的房间。
许广平闭上了眼睛，将头深深埋进枕头里。她知道，他今晚又不会过来了。自从海婴出生后不久，他们就这样“默契”地分开了房间。他说，他咳嗽怕吵到她和孩子。她说，好。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成了他们之间一道冠冕堂皇的楚河汉界。从曾经的两地书，到如今的一室无言，甚至同床异梦都成了一种奢望。这条路，他们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03
时间是一条无声的河，看似平静地流淌，却在河床上冲刷出无法磨灭的沟壑。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那道最深的沟壑，是在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狠狠地刻下的。
那一年，许广平怀孕了。这个消息，对于年近半百的鲁迅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的人生，在经历了漫长的灰色与苦斗之后，终于要迎来一抹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色彩。他将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一个与他血脉相连的生命。
他的喜悦是深沉而内敛的。他不像年轻的父亲那样咋咋呼呼，把喜悦挂在脸上。他的欢喜，体现在一些细微的动作里。他会买来当时最新潮的育儿书籍，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认真研读；他会破天荒地减少抽烟的数量，只因为听说烟味对孕妇和胎儿不好；有时，他会坐在许广平身边，看着她日渐隆起的腹部，久久地出神，然后伸出那只写惯了战斗檄文的手，有些笨拙地、轻轻地放在她的肚子上，感受着里面那个小生命的胎动。每当那时，他那张总是紧绷着的脸上，才会流露出一丝近乎天真的、柔软的温情。
但在这份温情之下，潜藏着更深的焦虑。他焦虑自己的年龄，自己这副被肺病和常年劳累掏空了的身体，是否还能陪伴这个孩子走得更远；他焦虑这动荡的时局，自己这个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身份，能否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这份期待与恐惧的交织，像两股力量在他心中撕扯，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默。
许广平能感受到他的焦虑，但她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巨大幸福感中，她觉得，只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她用自己全部的爱，期待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她相信，这个孩子，将是他们爱情最完美的结晶，也将彻底融化丈夫内心深处那些她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坚冰。
预产期在秋天。九月二十六日夜里，许广平的肚子开始剧烈疼痛。外面的天，也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下起了瓢泼大雨，狂风卷着雨点，狠狠地砸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鲁迅慌了神。他比许广平本人还要紧张，在屋里团团转，一时不知道该先拿待产包，还是先叫车。最后还是许广平忍着剧痛，冷静地指挥他：“先生，别慌，先给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
到了医院，许广平很快被送进了产房。鲁迅则被关在了那扇冰冷的大门外。产房的走廊，在深夜里显得格外空旷而漫长，白色的墙壁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惨淡的光。他只能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他心上用钝刀子割。他能听到产房里，许广平压抑着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痛呼声。那声音，时而高亢，时而微弱，每一声，都像一根烧红的铁鞭，狠狠地抽打在他的神经上。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生孩子，是如此痛苦和凶险的一件事。
他不停地抽烟，一根接一根，脚下的地板上很快就落满了烟蒂。烟雾缭绕着他，却无法驱散他心中那股越来越浓的恐惧。雨还在下，雷声在远处滚动，像是为这场生命的搏斗擂响了战鼓。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产房的门突然开了。一个满头大汗的医生，脸上带着极度凝重的表情，快步走了出来。他一把拉住鲁迅的胳膊，将他拽到走廊的尽头，压低了声音，语气急促而残忍：
“周先生，情况非常不好！产妇大出血，胎位也不正，我们用了产钳，但孩子还是出不来，现在胎儿也开始出现窒息的迹象了！”
鲁迅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抓住医生的手臂，指甲几乎要嵌进对方的肉里：“那……那怎么办？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他们！”
医生挣脱开他的手，表情痛苦而决绝：“周先生，你冷静点听我说！现在的情况，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两个都保住。你必须立刻做个决定，万一……我是说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我们只能保一个。你……你看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这个问题，像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将鲁迅整个人都劈得僵住了。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理智，在这一刻全部失灵。
保大人？那是广平，是那个不顾一切跟着他、为他付出了全部青春和前途的女人，是他的爱人，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他无法想象没有她的世界。
保孩子？那是他期盼已久的骨肉，是他生命的延续，是周家的血脉。在他内心深处，那个从封建大家庭里走出来的、深受传统宗法思想浸染的“周树人”，在这一刻，像个幽灵一样悄然浮现。他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亲，想起了周家几代单传的香火……传宗接代，这个他曾用文章猛烈抨击过的旧思想，此刻却像一条毒蛇，阴冷地缠上了他的心脏。
他看着医生焦急而催促的脸，又下意识地看向那扇紧闭的产房门。门上有一块小小的玻璃窗，里面人影晃动，什么也看不真切。他的嘴唇翕动着，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滚烫的棉花，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理智告诉他，必须选择广平。可那来自血脉深处的本能渴望，却让他迟疑了。
这迟疑，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思考过程。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可能，只有三秒，或者五秒。
但就是这短短的几秒钟，他那张因为痛苦、恐惧和内心天人交战而极度扭曲的脸，那双在“爱人”与“血脉”之间痛苦挣扎的眼睛，那片刻的、该死的沉默……
恰好，被产房门缝里的一道视线，捕捉得一清二楚。
产床上的许广平，在失血和剧痛的折磨下，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但在医生出去的那一刻，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微微侧过了头。门没有完全关严，留下了一道缝。她看到了走廊上的丈夫，看到了医生对他说话，然后，她就看到了她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的一幕。
她看到了他脸上那毫不掩饰的犹豫。
在那一刻，许广平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比刚才大出血时流失得更快、更彻底。一种比死亡本身更刺骨的寒意，瞬间贯穿了她的四肢百骸。她所深爱的、视为精神支柱和人生全部意义的男人，在她生死一线的时候，迟疑了。
最终，幸运的天平没有倾斜。或许是许广平的求生意志，或许是医生的技术，一声响亮的啼哭突然划破了产房里的紧张空气。
母子平安。
当护士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哇哇大哭的男婴走到鲁迅面前，告诉他“恭喜周先生，是个公子，七斤重，母子平安”时，鲁迅没有像其他父亲那样第一时间表现出狂喜。
他只是双腿一软，脱力般地靠在了冰冷的墙壁上，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虚脱，和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无处遁形的愧悔。
他知道，自己在那一瞬间的动摇，已经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
他踉跄着走进产房，来到许广平的床边。她很虚弱，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但人是清醒的。她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情和依赖，只有一种他读不懂的、死灰般的平静。
“广平，你受苦了。”他握住她的手，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许广平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转向了自己身边的那个小生命。
那道看不见的伤口，已经在她心里，被狠狠地划开了。而握着她的手的那个人，正是亲手递刀的人。
04
从医院回到家里的那天，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屋里，暖洋洋的。可许广平觉得，这个家，冷了。
她的身体在一天天恢复，但心里的那道伤口，却在以一种缓慢而决绝的方式，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痂。她变了，变得让鲁迅感到陌生，甚至恐慌。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他写作疲惫时，从身后圈住他的脖子，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她也不再与他分享自己读到的有趣文章，或者白天里遇到的琐碎小事。她对他，变得客气、周到，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她会准时把一日三餐摆上桌，菜色永远是他爱吃的几样；他的衣物总是被清洗、熨烫得整整齐齐，叠放在固定的位置；他的书稿，她依旧会一丝不苟地整理、誊抄，效率甚至比以前更高。她做着一个妻子、一个主妇、一个秘书所能做的一切，而且做得无懈可击。
但这一切，都像是在履行一份没有温度的合同条款。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礼貌的微笑，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平稳，听不出喜怒。她为他做的一切，不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一种名为“职责”的惯性。
这，是她对他最残忍的惩罚。她没有争吵，没有质问，没有歇斯底里。她只是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我依然可以为你操持一切，但我的心，你再也拿不走了。
她用这种极致的“体面”，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铠甲，保护着那颗被深深刺伤过的心，不再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
鲁迅敏锐地、痛苦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堵墙是怎么来的。他想解释，想辩白，可他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当时只是一时糊涂？说自己最终还是选择了她？这些话在那个致命的迟疑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他无法否认，在那一瞬间，他骨子里的自私和懦弱，是真实存在过的。
文人的自尊，或者说，一个男人不愿承认自己内心最不堪一面的羞耻感，让他无法开口说出那句“对不起”。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一种变相的赎罪。
他开始用加倍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他写的文章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猛烈，仿佛要把对自己的憎恶和悔恨，都化作投向敌人的利箭。他将家里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经济大权，全部交由许广平处理，自己不闻不问。这既是他对她能力的绝对信任和依赖，也是一种无声的、笨拙的补偿。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她：这个家是你的，我的一切也是你的。
但物质上的给予，永远无法填补情感上的黑洞。
他们的隔阂，很快就从心理蔓延到了物理空间。孩子出生后不久，鲁迅便主动提出分房睡。理由冠冕堂皇：“我夜里咳嗽得厉害，又总要熬夜写东西，怕吵到你和海婴休息。”
许广平看着他，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好。”
一个“好”字，就这么轻易地为他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楚河汉界。从此，他睡在书房旁的小隔间，她睡在海婴身边的大卧室。
一扇薄薄的木门，隔开的却是两个无法再靠近的世界。深夜里，他剧烈的咳嗽声，和她因为孩子哭闹而悄悄起夜的悉索声，会穿过门板，在寂静的空气中交织，像一首无人能懂的、关于孤独的协奏曲。
儿子周海婴，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温暖联结。
只有在面对海婴时，这个家里才会暂时性地冰消雪融。鲁迅会把儿子抱在膝上，用他那并不动听的嗓音，唱着绍兴的童谣；许广平会微笑着在一旁看着，眼神里流露出纯粹的母性的温柔。他们会一起教儿子认字，一起给儿子讲故事。在所有关于儿子的话题上，他们能有短暂的、和谐的、像正常夫妻一样的交流。
“海婴今天又长高了一点，裤子都短了。”
“嗯，是该给他做几条新的了。”
“他很喜欢你给他买的那套积木，玩了一下午。”
“喜欢就好。”
可一旦关于儿子的话题结束，空气又会迅速冷却、凝固。海婴就像一座小小的桥梁，让他们得以短暂地走到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海婴也成了一面屏障，让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绕开彼此，回避任何可能触及情感核心的交流。
这堵名为“体面”的墙，在有外人的时候，会被他们合力粉饰得更加天衣无缝。
萧红、萧军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访时，看到的总是一个温馨和睦的“模范家庭”。许广平会热情地张罗出一大桌丰盛的菜肴，鲁迅也会难得地谈笑风生，甚至喝上几杯黄酒，脸上泛起红光。席间，许广平会不断地给鲁迅夹菜，提醒他“少喝点”，鲁迅则会笑着对客人们说：“你看，管家婆又来了。”
那场景，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心思细腻如萧红，偶尔还是能从这完美的表象下，嗅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违和感。她发现，许先生在笑的时候，眼底深处总藏着一抹化不开的疲惫。而鲁迅先生，则会在热闹的间隙，偶尔流露出一瞬间的、看向许先生的、充满复杂情绪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无奈，还有一丝深深的孤独。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闪而过的感觉。当客人们告辞后，这座房子又会迅速地恢复它原有的寂静。那份刻意营造出来的热闹，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狼藉的杯盘和两个沉默的灵魂。
夜深人静，海婴睡熟之后，许广平常常会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上海的夜色。她会想起广州的月亮，想起北京的风，想起那些滚烫的信件和无话不谈的夜晚。她依然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依然崇拜他那如炬的思想，敬佩他那不屈的脊梁。他依然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可是，爱，并不能抹去伤害。那个在医院走廊里迟疑的男人，那个眼神，像一根永远无法拔出的刺，扎在她的记忆深处。她无法忘记那一刻彻骨的冰冷。
她选择了用“体面”和“职责”来维持这个家，为了孩子，也为了保护这个她曾用尽全力去爱的男人，不让他“战士”的光辉形象，因为家庭内部的这点“不堪”而蒙上任何阴影。这，是她最后的骄傲，也是她最深的悲哀。
而在另一间房里，鲁迅也常常在深夜里枯坐。他会在日记里（或是虚构的文稿中）写下一些晦涩的句子，关于人性的脆弱，关于无法弥补的过错，关于一种“简直像一根针，扎在心头”的隐痛。他看着许广平为了这个家操劳，眼角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头发里也早早地夹杂了银丝，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愧疚。
他无数次想走过去，敲开她的房门，对她说一句“对不起”。可那句话，重如千钧。说出口，就等于要亲手撕开自己最丑陋的伤疤，承认自己在那一刻的卑劣。他的骄傲，他的自尊，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把那句话咽了回去。
就这样，七年的时光，在一天天、一月月的静默中流逝。他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睡在同一屋檐下，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心墙。这堵墙，是他们共同砌起，又共同维护的。它保护了她不再受伤，也囚禁了他无法赎罪。
05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秋意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凉。对于大陆新村九号来说，这股凉意，不仅仅来自季节，更来自三楼那个房间里日渐沉重的病情。
鲁迅的身体，像一栋被白蚁蛀空了的房子，外面看着还勉强支撑，内里却已是千疮百孔。他的肺结核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咳嗽不再是阵发性的，而是成了持续的折磨，常常咳得整夜无法入睡。咯血也变得愈发频繁，从最初的痰中带血，到后来触目惊心的一口一口的鲜红。
家里的空气，从此被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药味和消毒水味彻底占据。这气味，像是死亡提前派出的信使，沉闷地宣告着一个生命的衰败。医生的来访，也从最初的每周一次，变成了几天一次，最后几乎是天天上门。那张总是紧绷着的病弱的脸，那越来越轻的体重，那日渐浑浊却依旧不甘的眼神，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他与死神的距离，正在一点点地拉近。
维持了七年的那堵“体面”的墙，在这无可挽回的衰败面前，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裂缝。
许广平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她仿佛变成了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日夜陪护在床前。喂药、擦身、接痰、按摩……她做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抱怨和不耐烦，只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近乎绝望的焦灼。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照顾病人和维系整个家庭运转的重担。
但再坚韧的神经，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一天下午，她在楼下的厨房里为鲁迅煎药。砂锅在小火上“咕嘟咕嘟”地响着，满屋子都是苦涩的药香。她正拿着蒲扇，心不在焉地扇着火，忽然，楼上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的剧烈咳嗽声。那声音是如此的猛烈和痛苦，以至于她的心也跟着猛地一揪。
手一抖，那把陪伴了她多年的蒲葵扇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立刻去捡，而是扶着冰冷的灶台，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微微颤抖。她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怕的，不仅仅是失去这个她爱了一生的男人，不仅仅是未来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在她内心最深处，有一种更具体、更折磨人的恐惧——她怕他，就这么带着那份横亘了他们之间整整八年的隔阂与沉默，永远地离去。
如果他就这么走了，那堵墙，就会成为她余生中一座永恒的、冰冷的墓碑。她将永远无法知道，在他心里，当年那件事，到底算什么。
这天夜里，鲁迅发起高烧，开始说胡话。他的意识陷入了一片混沌，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在谵妄中，他紧闭着双眼，眉头痛苦地纠结在一起，嘴里不断地、破碎地念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词句。
“别……别怕……”
“医院……血……好多血……”
“那个孩子……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广平……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