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首长进北平之人，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1956年4月，毛主席抵达上海。车站人声鼎沸，他忽然停步，指着检察院陪同人员说道：“这不是‘红色包打听’王范吗！”一句脱口而出的轻声感慨，引得身旁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也把人们的目光拉回到七年前那场“进京赶考”的护卫行动。

当时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为中央首长开道的人，就是眼前这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新任检察长王范。几十年间，他名字改了几次：张庭普、王凡、王范；身份也在乡党支部书记、公安干部和检察长之间转换，但始终没变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保卫职责。

王范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一个佃农家庭。家贫如洗，十岁才摸到私塾的书，十三岁又被迫辍学下田。为了继续念书，他曾在河埠头纵身一跃，逼迫父亲松口，“再给我一年读书”。贫苦童年的反抗，让他早早懂得了什么叫“命运要自己扛”。

二十年代末，乡里进步教师介绍他接触共产党。王范身强力壮，见不得欺压，很快就成了红十四军暴动的骨干。暴动失败后，他转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城市霓虹背后是暗潮汹涌，他多次与敌特短兵相接，最终因叛徒出卖被捕。

1935年，他被押往南京陆军监狱。铁窗之内，王范遇到了同样坚韧的陶铸。两人日夜对坐，时而低声讨论国际局势，时而交换情报暗号。陶铸笑言：“此番同囚，也算另种战友。”一句轻松调侃，撑起长夜不灭的信念。

“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王范获释抵达延安，负责保卫工作。那几年，他带人连续破获日伪谍报和国民党特务案件，被延安警卫圈子戏称为“包打听”。毛主席曾公开表扬：反特斗争里，王范功在首位。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谈判进入胶着。陶铸以前线代表身份进城周旋，王范则临危奉命，从承德火速赶到西柏坡。短短数日，他将中央机关和领导住地的警卫方案细化到“每五十米一哨位、每十分钟一轮巡”。3月23日清晨，护卫车队启动，他坐在开道车左侧，手握驳壳枪，盯紧沿途建筑物的每一扇窗。

车辆驶入北平城门的瞬间，王范才悄悄吐气。当天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他依旧穿便衣、戴鸭舌帽，坐在毛主席身后第二辆吉普上，直到礼毕方才从容离场。任务结束，他又被急调上海，为陈毅等华东首长布设警卫线。

1954年，中央决定在上海重建检察体系。王范转任市检察院首任检察长，管辖的不再是荷枪实弹的岗哨，而是一份份案卷和一张张公诉书。他对干部说：“法院与监狱，都是保卫新中国的阵地，只是武器从枪变成法律。”

出乎意料的是，1958年整风纠偏中，他因“宗派主义”被点名批评，行政级别从地专级连降到科员，随后下放到郊区“七一人民公社”劳动。昔日警卫首长的手握过金属枪机，如今却握着锄把，割稻插秧。老部下登门探望，他只是淡淡一句：“革命工作有高有低，不必挂心。”

毛主席得知王范被处理的情况，皱眉询问缘由。据在场者回忆，主席话语简短：“我要亲自过问。”不久，中央调查组南下，王范的问题被认定“处理过重”。1962年，他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举家迁往南京，算是“恢复使用”。

然而新的政治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王范性格耿直，不擅迎合，1966年底再度遭受冲击。南京的冬夜阴湿刺骨，他拖着旧疾出入批斗会，很少开口辩解。1967年1月12日凌晨，王范病逝，终年六十二岁。档案里留下的评语只有一句：“对党忠诚，工作勇敢。”

数十年后，研究档案的人发现，北平一路护卫的详细线路、口令、时间表，都以淡蓝铅笔仔细记在王范的笔记本里，字迹端正。他的后人说，那本小册子一直锁在抽屉，“父亲交代不必扬名，只求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