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拿着！这是我们全部的积蓄！”
我把八万元现金拍在桌上，对我十二年没回过家的日本媳妇雪子说。
“12年了，你也该回东京去了，别让娘家人看不起！”说话间，我都在幻想着她荣归故里的风光。
然而，一周后，雪子没有回来。一封来自她“老家”的信，却先到了。
我拆开信，只看了一眼，就瘫倒在地。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让她回去的根本不是东京，而是地狱。
我认识雪子，是在十二年前。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我们这个总在下雨的南方城市，找了个文化交流中心志愿者的活儿干。
说白了，就是个打杂的。
交流中心新开了一个日语班，雪子是那个班的老师。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教室的大窗户前面，手里捧着一本书。
外面的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敲在玻璃上，发出很轻的声音。
教室里的人都在大声说话，只有她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好像这个世界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的侧脸很好看，鼻梁很挺。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女人，不属于我们这个吵吵闹闹的地方。
我壮着胆子走过去，用我唯一会说的日语跟她打招呼。
我说：“こんにちは。”（你好）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微微地鞠了一躬。
她也说：“こんにちは。”
她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很轻，很柔，像羽毛扫过我的耳朵。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找各种借口往她的教室跑。
有时候是去送热水，有时候是去擦黑板。
她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她在听，偶尔会笑一下。
她的笑很好看，嘴角轻轻往上一弯，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
有一次中心搞完活动，天都黑了。
我借口顺路，送她回家。
我们走在一条种满了梧桐树的路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
我问她：“雪子老师，你是哪里人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
我以为她不想说，正准备换个话题。
她突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还要轻。
她说：“日本。”
我笑了，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我说：“这个我知道，我是问，日本哪里？”
这个问题，我其实憋了很久了。
在我心里，她这样的女人，一定来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她又沉默了。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只听得见脚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过了好像一个世纪那么久，我听到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东京。”
说完这两个字，她就低下了头，好像很累的样子。
我心里一下子就炸开了花。
东京！那可是东京啊！
我虽然没去过，但在电视里看过无数次。高楼大厦，银座的霓虹灯，还有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
我觉得，只有东京那样的地方，才能配得上雪子这样的女人。
我看着她，心里全是崇拜。
年轻的我，根本没注意到她说完“东京”之后，那瞬间的不自然和肩膀的微微一颤。
我只觉得，我爱上了一个来自东京的仙女。
这个念头，让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从那天起，我追她追得更起劲了。
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们没有办婚礼，只是去民政局领了证，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顿饭。
我喝了很多酒，跟她说，雪子，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点了点头。
“东京媳妇”这四个字，像一件华丽又沉重的大衣，披在了我们这段婚姻上。
刚结婚那几年，我心里是充满了骄傲的。
我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男人，娶了一个来自国际大都市的日本女人，这事听起来就像个传奇。
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不一样的东西，有羡慕，有好奇。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受用。
但这份骄傲，很快就被现实磨得越来越薄。
雪子跟我，实在是太穷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每个月拿着饿不死的工资。
我们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两室一厅里，墙壁上的石灰时不时会掉下来一块，像下雪一样。
雪子把这个小家收拾得一尘不染，但贫穷的气味还是藏不住。
雪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节俭，不，应该说是抠门。
她几乎不买新衣服，身上穿的，都是刚来中国时带来的那几件，洗得都快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
她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能跟小贩磨上半天。
家里每一笔开销，哪怕是买了一卷卫生纸，她都要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
晚上，她常常在灯下看着那个账本发呆，眉头紧锁。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说：“雪子，别这样，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
她抬起头对我笑笑，说：“我知道，可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有时候我也会烦躁。
我觉得她太小家子气了，一点都不像个东京人。
我想象中的东京女人，应该是优雅的，懂得享受生活的，而不是像她这样，活得像个苦行僧。
有一次我发了奖金，想带她去西餐厅吃顿好的。
她死活不肯，说太贵了，够我们吃半个月的菜了。
我们为此吵了一架。
我冲她吼：“你到底是不是东京人？怎么活得这么憋屈！”
她当时就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不停地掉眼泪，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着她哭，心一下子就软了，也后悔了。
我抱着她，跟她道歉。我跟自己说，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才这么省的，我不能怪她。
我的朋友王强，跟我正好相反。
他老婆是隔壁省农村的，但王强混得好，做了点小生意。
他把他老婆打扮得珠光宝气，每次他老婆回娘家，都像衣锦还乡的贵妇。
王强常拍着我的肩膀说：“李伟啊，男人得有本事，不能让自己的女人在娘家抬不起头。你看我老婆，现在回村里，谁不羡慕她？”
我听着，嘴里附和着，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
王强的老婆回娘家是风光，可我的雪子呢？
她十二年都没回过东京。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回去，她说机票太贵了，而且也想不出有什么回去的理由。
我知道，这都是借口。
真正的原因，是她没脸回去。
她没法穿着这身寒酸的衣服，回到那个繁华的东京，去见她那些可能很富有的家人。
她是在替我维持着一个男人的尊严，她不想让我因为她的“落魄”而难堪。
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她。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肉里。
那根刺，终于在十二年后一个闷热的夏夜，被一通电话给拔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刚吃完饭。
雪子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
我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的人在声嘶力竭地哭喊。
电话响了，铃声在吵闹的电视声里显得特别刺耳。
是陌生的国际号码。
雪子擦了擦手，从厨房里走出来，接起电话。
她对着电话说了一句：“もしもし。”（喂）
然后，她的脸色就变了，变得像一张白纸。
她拿着电话，慢慢走到了阳台上，还把阳台的玻璃门给关上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电视里的声音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阳台上那个单薄的影子。
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大概有半个多小时。
我看到她的身体在夜色里微微颤抖。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几个词。
像是“大丈夫”（没关系）、“心配しないで”（别担心）、“ごめんなさい”（对不起）。
最后，我清楚地听到她用一种带着哭腔、但又异常坚定的声音说：“私がお金を用意します。”（我会准备钱的）
挂了电话，她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像一尊雕像。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进来。
屋里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是红的，肿得像两个核桃。
她走到我面前，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
她低着头，双手绞在一起，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空气安静得可怕。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用砂纸磨过一样。
她说：“李伟，我……我得回一趟东京，家里有急事。”
这是十二年来，她第一次主动说要回去。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我知道，该我这个男人表现的时候到了。
我说：“好，回去，应该回去。”
我看着雪子那张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知道她为什么是这副表情。
回东京，她拿什么回去？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还是三年前我花五十块钱给她买的。
她拿什么去见她那些穿着考究的东京家人？
拿这一身的贫穷和疲惫吗？
我一夜没睡。
雪子睡在我的身边，呼吸很轻，但身体一直在微微发抖。
我知道她也没睡着。
我们在黑暗里，像两个假装睡着的陌生人。
我的脑子里全是王强那句话：“男人嘛，不能让自己的女人在娘家抬不起头。”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神经。
我李伟这辈子是没什么出息，赚不到大钱，住不上大房子。
但我不能让我的女人被人看不起，尤其不能被她娘家人看不起。
我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想了一遍。
一张卡里有五万，是我这几年攒的。
另一张卡里有两万，是雪子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她总说要留着应急。
还有一万块现金，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加起来，八万块。
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如果这八万块花光了，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管他呢。
钱没了可以再赚，人的脸面要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尤其是雪子的脸面。
我想象着雪子拿着这八万块钱，在东京的商场里，把她自己从头到脚都换一遍。
买最贵的风衣，最时髦的皮包，最高跟的鞋子。
然后她踩着高跟鞋，走进她家那栋小楼，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看到她，眼睛都会发光。
他们会想，我们的雪子在中国过得很好，那个叫李伟的中国男人，没有亏待她。
想到这里，我心里就一阵滚烫。
我觉得这八万块，花得值。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银行。
我把两张卡里的钱都取了出来，加上家里的一万，凑了八万。
银行的柜员问我取这么多现金干什么，我说，娶媳妇。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把一沓沓的钱装进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沉甸甸的。
我这辈子都没拿过这么多现金。
走在路上，我感觉自己像个亡命之徒，随时都可能被人抢劫。
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反而有一种悲壮的豪情。
我回到家，雪子正在厨房里熬粥。
她听见我回来，从厨房里探出头，头发上沾着水汽。她的眼睛还是肿的。
我把那个黑色的塑料袋放在餐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雪子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她问。
我把塑料袋打开，把里面红色的钞票全都倒了出来。
八万块钱，在破旧的餐桌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红得刺眼。
雪子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大了，嘴巴也张成了“O”形。
我看着她的表情，心里很得意。
我大手一挥，说：“拿着！这是我们全部的积蓄。”
“十二年了，回去一次，别让东京的家人看扁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以为她会高兴，会跳起来抱住我。
但是她没有。
她看着桌子上的钱，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不是惊喜，而是震惊，是痛苦，是挣扎。
然后，她哭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砸在桌子上的钱堆里。
她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胸口。
她的身体抖得厉害。
我听到她在我怀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反复地说着两句话。
她说：“ごめんなさい。”（对不起）
她说：“ありがとう。”（谢谢）
我以为她是太感动了。
我拍着她的背，像个英雄一样说：“傻瓜，哭什么，快去买机票吧。”
雪子去买机票了，买的是三天后的。
这三天里，我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兴致勃勃。
我从网上找了很多东京的购物攻略，指着电脑屏幕对雪子说：“你看，这里是银座，都是大牌子，你一定要去逛逛。”
“还有这个，涩谷109，都是年轻女孩喜欢的东西，你也去看看。”
我给她列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从风衣、皮包到口红、香水。
雪子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说：“好。”
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
我以为她是近乡情怯，心里紧张。
她开始收拾行李。
我以为她会把箱子空出来，好去东京装新买的东西。
但她没有。
她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
里面装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是一些中国的茶叶，一些丝绸的围巾，还有些风干的香菇和木耳。
她说，这些是给家里人的礼物。
我有点不高兴，说：“你家人在东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会稀罕这些？”
雪子低着头，小声说：“这是心意。”
我没再说什么。
出发那天，我送她去机场。
她穿的还是那件旧T恤，背着一个帆布包。
我说：“你怎么不穿件好点的衣服？”
她说：“到了那边再买，现在这样舒服。”
我想也是，就没再坚持。
过安检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
她对我挥了挥手，然后就消失在了人群里。
雪子走后的第一天，我很兴奋。
我幻想着她下了飞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血拼。
八万块人民币，换成日元也有一百多万了。
足够她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换一遍。
我给她发信息：“到东京了吗？感觉怎么样？”
过了很久，她才回复：“到了，一切都好。”
雪子走后的第三天，我有点不安。
我问她：“和家人团聚了吧？他们看到你开心吗？”
她的回复依然很慢，也很短。
“嗯，见到了。挺好的。”
我问她：“去逛街了吗？买了什么好东西？拍张照片给我看看。”
这一次，她没有回复。
我安慰自己，她肯定是陪家人太忙了，没时间看手机。
雪子走后的第五天，我开始焦躁了。
家里的空气都是冷的，静得可怕。
我每天都看着手机，等她的信息，等她的照片。
没有东京塔的照片，没有银座的照片，没有她穿着新衣服的照片。
什么都没有。
她的回复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字。
我心中的疑云越来越大，但我不敢去想那个最坏的可能。
我宁愿相信，她只是太忙了。
雪子走后整整一周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吃着泡面。
碗里没有鸡蛋，也没有火腿肠，因为我已经开始省钱了。
我盘算着，等雪子回来，八万块钱花光了，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可能要跟王强借点钱才能交上下个月的房租。
但我心里不后悔。
我觉得值。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邻居，打开门，是邮递员。
邮递员递给我一封信，说：“你的信。”
信封是白色的，上面贴着一张国外的邮票。
我心里一阵狂喜。
是雪子寄来的！
一定是她从东京给我寄的明信片！
我兴奋地接过信，连声说谢谢。
我关上门，迫不及待地看着手里的信封。
然而，我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