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参加中央会议时，查看参会人员名单：怎么会有毛远新

1954年冬，北京落了整夜的雪，积到脚踝。凌晨五点多，育英小学的宿舍楼还没亮灯，12岁的毛远新已经拎着铝饭盒钻出门。他得赶在早操前坐公交去中南海报到，因为“大伯”昨晚透过卫士嘱咐——周末回家必须自己来，绝不准动公车。北风刮得脸生疼，他仍紧了紧围巾：“这点苦不算啥，伯伯说的，干部子弟得先练硬骨头。”这一幕，后来被中南海守门班长记在工作笔记里，成为毛泽东教育侄子的一个缩影。

时间往回拨三年。1951年秋，朱旦华带着儿子进京开会，康克清一句“让孩子去主席那儿待几天”，把小远新推进了毛家客厅。彼时毛岸英牺牲不久，屋里气氛低沉。毛远新还不知道“志愿军烈士”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只觉得大伯笑得有点勉强。可没过十分钟，两个孩子在榻榻米上掰手腕的叫喊声就盖住了沉闷，毛泽东端着茶碗站在门口，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容。

自那以后，毛远新周末常住进来，却从未被特殊照顾。李讷坐小车去北大附小，他照旧挤公交回育英。“温室花朵”四个字，毛泽东说出口就像钉子，钉在侄子心里。于是刮风下雪，他也坚持步行，鞋面裂口就拿麻线扎两针。卫士曾提议送双新棉鞋，被主席摆手拒了：“孩子脚板冻一冻没坏处，记住群众的冬天是什么味。”

学习成绩，毛远新不输任何同学。育英小学毕业，他拿到101中学保送名额；1960年又被哈军工提前录取。高兴地跑去毛主席卧室报喜，却迎来一句：“保送没多大能耐，考进去才算真本事。”一句话把侄子打回原点。他最终放弃保送，硬是考进清华。录取通知送达的那晚，毛泽东合上书，抬头对秘书说：“这才像润莲的骨血。”

大学寒假，毛远新赶赴广州向伯伯汇报。哈军工同学劝他转学，理由简单：那里缺尖子生。毛泽东听完并没立刻点头，只笑问：“陈赓收不收你？”一句话点醒侄子——去哪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吃苦。几天后，他背着行李北上松花江畔，重新注册为哈军工学员。课堂之外，他主动报名车工实习，机油蹭满袖口，乐得合不拢嘴。

毕业分配时，组织准备把这名优等生送进国防科研所。毛泽东皱眉：“研究室空气太温和，新兵先去连队蹲几年。”最终，毛远新穿上了沈阳军区的军装，在风沙里同战士一起住土坯房。有人疑惑堂侄是否受了委屈，他只说一句：“伯伯让我来，我就来。”

1966年1月，他背着行李回京向毛主席告别，准备赴东北部队任排长。临行那晚，主席只交代一句话：“记住工人、农民的滋味，别忘了地图上最冷的地方仍有人站岗。”话不重，却像在他肩上压了块石头。

两年后，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早到十分钟，坐定后接过秘书递来的参会人员名单。眼镜刚扶稳，眉头便拧起，“怎么会有毛远新？”声音不高，却带着明显的不悦。秘书解释：“他被提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放下名单，拿笔狠狠一划。外人只看到大笔钩销，却未必读懂背后的逻辑——干部越年轻，台阶就该爬得越扎实；侄子也是干部，理应如此。会后两天，毛远新在沈阳接到电话，通知暂缓进京。电话筒那头，他只回答了两个字：“遵命。”

此后几年，中央常委名单反复调整，毛泽东不止一次把侄子的名字划掉。有人议论“主席是否太苛刻”，但无论褒贬，一条原则没变：远新得先在基层摸爬滚打，否则早晚栽跟头。毛远新自己心里也明白，用他后来在支队会议上的一句玩笑：“家里那位老人家怕我走得太快，会扭到脚。”

这段伯侄关系被外界解读过无数版本，褒贬参半。可有一点始终清晰——毛泽东把对子侄的感情压在纪律之下；毛远新把对伯伯的敬重转化为服从与历练。1968年那支划掉名字的笔，其实和1954年那双被冻红的小手是一脉相承：先做人，再做官，先懂人民，再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