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陈永贵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提出四个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1975年2月的一天，北京细雪初停，人民大会堂外的柏油路面泛着暗光。刚刚结束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陈永贵快步走出会场，头上依旧缠着那方白毛巾。他的鞋底带着田地里的泥，和身边身着呢子大衣的干部们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幕，让不少人暗暗吃惊：新任国务院副总理，仍像个下地干活的庄稼汉。也就在这一天，他把一份只写了两页的报告递到了中央办公厅。

报告不长，却直白得出奇。陈永贵列出四点：不搬家，不穿军装，不拿行政级别工资，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下各省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参加生产。文件送到毛主席案头不到半天，批示两字：“同意。”随后一句附注，要求其他政治局委员借鉴。多年后，有工作人员回忆，那是毛主席很少见的爽快批示。

为什么敢提如此“出格”的要求？答案要从更早的岁月讲起。陈永贵1914年生于昔阳县，一个荒山沟，家境贫寒到连旧草鞋都缝了又缝。十岁刚过，他被雇去放羊，只管三顿稀粥。当时村里人常说：“娃娃，饿倒了就别怪天。”这种对饥饿的恐惧，深深烙进他的骨头。也因此，他认定：农民命根子在粮食。

1948年冬，昔阳县冰冷刺骨。陈永贵在一盏煤油灯下按着手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只识几十个字，宣誓用的誓词全靠背下来。解放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互助组、合作社，方法粗糙却效果惊人。1963年，大寨连遭洪灾、风灾、雹灾，许多村子坐等救济。他却带头撸掉棉衣，用土箕把冲走的梯田一锹锹垒回来。当年交公粮二十四万斤，震动山西省委。

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把这个故事带到毛主席面前。1964年春天，邯郸火车站站台寒风凛冽，陶鲁笳受召上车汇报。“陈永贵是哪几个字？”毛主席问。听说这位农民四十三岁扫盲，现在能读报，主席连连点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好！”他要来全部材料，亲自批阅，还提到“纸上谈兵”四字——当场圈出。

自那之后，中央邀请陈永贵多次进京做报告。1964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主席七十一岁生日，他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边。席间，主席侧过身子，用湖南口音半开玩笑：“你是农业专家咧。”陈永贵局促地摇头，却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后来有人问他为何总带白毛巾，他只说：“怕脖子受凉，更怕忘了自己是个种地的。”

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农业产量出现波动，一些地方仓廪见底。毛主席、周总理急需把大寨经验推向全国。1975年，陈永贵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业口。当别人为他置办军装，他摆手拒绝：“干活要方便，别整那些花样。”有人提醒他：进国务院得转北京市户口。他反问：“老陈要是离开大寨，算哪门子农民副总理？”于是才有了那份四条请求的报告。

对话只在呈报前发生过一次。周总理问：“有信心吗？”陈永贵答：“干不好，您随时换人！”短短一句，后来被会场记录员加进会议纪要。外界传闻他害怕担责，其实真正让他心里打鼓的是文化水平。“文件一厚，就怕看不懂，”他常自嘲，“得多向专家请教。”

他确实身体力行“三三制”。春耕时走在河南中牟县田埂上，夏收又钻进辽宁昌图的铁牛连片试验田，秋天准时回大寨扛着筐子拾谷穗。国务院办公厅统计过，1975—1979四年间，陈永贵在北京停留总天数不足五百，只要没会议，他就往各省跑。随员最多时带两个人，晚上住招待所通铺，脚边放着卷起来的冬衣。他的理由很朴素——“农时不等人”。

也正因为此，他一家人一直没动户口。山西省里几次想“照顾”一下，都被他一句“谁敢？”挡回。直到八十年代初身体大不如前，中央考虑就医方便，才将妻子和儿女接到北京。即便如此，他仍要求孩子自带口粮本，生活费自己掏。

1980年，陈永贵年满六十五岁，向人大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自知旧病复发，他只选了东郊农场做技术顾问。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说：“副总理也要吃饭，顾问也要吃饭，干活就行。”此后中央每月补助两百元，他买菜、扛面，全无干部派头。有位年轻研究员惊讶地问：“老首长，您怎么不让警卫开车？”他淡淡回一句：“镰刀锄头没车。”

1986年春，癌症扩散，无力回天。医生提议加大药量，他摇头示意停止治疗。“药给更需要的人。”陈永贵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却异常坚定。3月25日晚，他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家属唯一的请求是把骨灰送回大寨。中央批准后，四月初，昔阳山道上出现了一支简朴的送行队伍。骨灰盒被打开，灰烬随风撒在那片曾被洪水冲毁又被他重垒起来的梯田里。有人低声感慨：白毛巾回了土地，田垄上多了一位沉默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