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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臭老九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很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对物理学的贡献所带来的地位,是可以和牛顿比肩的。但不为人知的是,哪怕是爱因斯坦这么优秀且伟大的人, 在国内也是被批判过的。
在五十年代以前,爱因斯坦在国内因为受到大量知识分子的高度赞美,形象其实一直都是很正面的。直到1952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1] 起因是1952年1月《科学通报》编辑部报道了《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一文中,苏联哲学家卡尔波夫对爱因斯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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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夫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大物理学家,但也是很小的哲学家”,“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根本就是一种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卡尔波夫进一步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一个表现就在于:“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变。”[2]
卡尔波夫宣称,爱因斯坦在相信世界理性、有穷而膨胀的宇宙理论、实体是感觉的复合、物质与能互相转变等方面,都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3]
《科学通报》的编辑关肇直在复审时,主张加上了这么一句小注:“此说是有实验根据,并非唯心理论。”[4] 胡大年发现,这个小注还有后半句:“这里译文无误,是原文不妥之处。”[5]
很显然,《科学通报》编辑部不赞同卡尔波夫的有关论点。可正因为这一个小小注脚,拉开了国人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序幕。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龚育之的《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一文。
该文对过去一年《科学通报》在介绍国内工业建设和科技新创造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指出该刊物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科学研究最高指导原则的编辑方针不够明确,如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等等。[6]
后来《科学通报》编辑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特意把这个注也提了出来,称这“十足地表明了我们是袒护爱因斯坦的糊涂的唯心论者”。[7] 并说明编辑部已“跟着爱因斯坦一道堕入这深沉的唯心主义的泥沼里去了。”[8]
总的来说,五十年代国内对爱因斯坦的批判相对后来其实是比较温和的,总体评价上对爱因斯坦的还是基本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从一些例子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逝世。4月2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第二天,李四光和周培源向爱因斯坦和家人发唁电。周培源发表两篇悼念文章:《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阿·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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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物理学工作者对这位物理学界伟大导师的逝世,特别感到悲痛,他在科学事业上的不朽贡献,开物理学的新纪元;他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正义事业、反对战争、反抗统治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9]
60年代一开始对爱因斯坦的态度也是比较温和的。1962年夏末到1964年初,两位知名的相对论专家胡宁和周培源应邀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宣传相对论的科普文章。《爱因斯坦文选》的中文翻译工作也开始于1960年代初。[10]
从这一直到66年以后,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逐步白热化,从一开始批判爱因斯坦的哲学观转变为开始对相对论的科学内容进行否定。批判运动的领导机构是中科院“革命委员会”。
这个机构下辖一个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批判组织。“这个‘学习班’成立于1968年3月,在成立时,就以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首要任务。[11]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一开始就以批判相对论为首要任务,为什么会如此?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分析过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批判相对论能出风头;二是当时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科学氛围,要树立一种有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无产阶级新科学;三是爱因斯坦表达过他在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受到马赫的启发,而马赫受到过列宁的批判。[12]
这一时期北京“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主要组织写作,集中写作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对“批判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开办内部刊物刊载定稿后的批判文章;将批判文章送给上级领导过目,并通过印发小册子等形式向广大群众传播,发动群众批判,达到鼓动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13]
这个学习班认为:“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相对主义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14] 胡大年认为这是在刻意混淆相对论和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目的是“以便利用在当时中国已经神话的毛泽东的权威。”[15]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具体地说明,混淆“相对论和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其实是很幼稚的也是很险恶的。1969年3月中苏在东北边界发生冲突,有一个“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年轻人,借题发挥声称:
“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就不能客观判断冲突事件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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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反对视角是险恶的,因为任何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辩护的人,都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其次这种批判也缺乏基本的物理学常识。爱因斯坦受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影响很深。[17] 伽利略的相对论性原理认为:“在两个相互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参照系中,力学定律是相同的。”爱因斯坦由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出发,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进行推广后认为,任何自然定律对于一切匀速直线运动的观测系统都具有相同的形式。这样任何实验也都不能测出绝对运动。
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底层逻辑上就是强调:“同时性的相对性”,同一个东西不同参照系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又都是真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最反直觉的地方。上述年轻人批判爱因斯坦,其实还是经典力学的逻辑,用此来批判爱因斯坦是不成立的。换言之 , 爱因斯坦的理论“并不能应用于边界冲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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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讨论审核最终形成的一篇叫做《相对论批判》的文章,召开了一次会议。有意思的是,这场会议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拒绝出席,钱学森却出席了。
这场会议出席的物理学家其实都看不起这篇文章,觉得不应该发表,可当面都没有明说。相对来说钱学森还是更客气一下,他虽然提出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但还是说“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19]
会议主席是个军代表,自称是用枪杆子的,但似乎也听明白了这些专家的意思。[20] 最终文章未能通过审查。
1970年9月陈伯达倒台以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北京的批判运动停止了,上海接过批判的接力棒。上海的批判运动,从1969年7月张春桥和姚文元操纵成立“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开始,通过组织一些单位编印批判资料,以供批判和政治鼓动。[21]
如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成立了批判相对论的组织,编印批判资料,开展批判活动。复旦大学“批判爱因斯坦战斗组”于1969年编印《爱因斯坦反动言论摘编》,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批判爱因斯坦小组”于1969年编印《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批判资料选编》和《爱因斯坦批判》(资料初编、资料续编)等。[22]
上海在批判相对论中最有名的两篇文章,是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李柯”为笔名打造的。一篇叫做《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篇叫做《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两篇文章其实也是和北京批判相似的,相对主义到政治帽子的老生常谈,谈不上什么新意。
无论北京还是上海,以下这些批判言论是比较普遍的:
“爱因斯坦这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庞然大物,现代物理学的鼻祖,是一个典型的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宇宙观来蔑视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思想对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最深,影响最大,流毒最广。”[23]
“反唯物辩证法的相对论体系、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典型、马赫主义的忠义信徒、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帝国主义的卫道士。”[24]
“光速一成不变,其他物理量就是相对的,这就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成了不折不扣的相对主义货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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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当然可以批判,但1960年代70年代批判爱因斯坦的方式,是民科的方式,又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不会产生任何科学价值。任何科学的创新都只能产生于基于科学本身的讨论,而且相当程度上的知识也是很必要的,正如钱三强所认为的那样:
”创新既要有一股子冲劲,又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创新不是件异想天开的事,光凭热情不行。文革中“四人帮”鼓动中学生去批相对沦,那是胡说八道,连相对论是什么东西都不了解,还怎么批。我们鼓励青年人创新,一定要强调掌握基础知识,要有自己的刻苦钻研,没有这个前提,创新是不会取得成功的。”[26]
这场横跨数年的批判闹剧,最终在1979年正式结束。1979年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庆祝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这场活动经邓小平批准,彻底恢复了爱因斯坦在中国天才科学家的名声。[27]
这段以科学之名进行的批判,最终成为了一段背离科学精神的历史注脚。它警示后人,当教条试图审判理性,喧嚣淹没思想,真理或许会暂时沉默,但从未被真正击败。
参考资料:
[1][2][5][8][10][12][15][16][19][27]胡大年:《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卡尔波夫:《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科学通报》1951年第12期。
[4][20]王志毅:《寻找浙东:行走于人文与山水之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年版。
[6]龚育之:《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科学通报》1952年第1期。
[7] 刘东:《〈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与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因斯坦》,《博览群书》2005年10月。
[9][13][21]赵肖荣:《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1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1期。
[14]薛建明:《当代中国科技进步与低碳社会构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17]沃尔特·艾萨克森:《爱因斯坦传(全2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
[22][23][24][25]胡化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6]黄庆桥:《钱三强与中国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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