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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主席罕见发问:东来顺羊肉咋回事?陈云一查,根子不在师傅,问题出在“新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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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北京“东来顺”,红地毯都铺上了。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坐在这儿,吃得那叫一个高兴。

基辛格夫人看着那盘羊肉片,形容它“像葵花一样美丽”。

可这风光背后,是19年前的一场大风波。

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在骂:“东来顺”的羊肉,嚼不动了!

这事儿最后捅到了毛主席那儿,主席亲自发了话。

一家饭馆的味道,怎么就惊动了最高层?

01

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1903年,那还是光绪二十九年,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东安市场,那叫一个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就在这市场的北门,有个叫丁德山的,河北沧州人,带着一家老小来北京讨生活。


这丁德山,一开始是在东便门外的“二闸”落脚,那是通惠河边上,靠贩卖鸡鸭过日子,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他瞅着东安市场这块地儿人流大,有商机,就跟兄弟丁德富俩人,弄了辆手推车,跑到东安市场北门摆摊。

卖啥呢?卖的都是最接地气儿的清真小吃,豆汁儿、扒糕凉粉儿,再支个炉子烙饼、卖点金裹银花卷。

这活儿辛苦,风里来雨里去的,但好歹是靠手艺吃饭,能糊口。

丁德山这人脑子活,不甘心一辈子推小车。

干了几年,手里攒了点钱,他就在原先摆摊的地儿,搭了个小木棚,这回算是正式立铺挂牌了。

取个啥名呢?就叫“东来顺”。

这名字取得吉利,生意也确实不错。可老天爷好像非要考验他一下。1912年,东安市场着了一把大火,丁德山那个小木棚,甭管“东来”还是“顺”,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家底儿烧没了,换一般人,估计就瘫了。

但丁德山这人,骨子里有股硬气。他没服软,咬着牙,就在那片废墟上,硬是建了三间瓦房,重新开张。

这次开张,他琢磨着光卖小吃,格局小了。北京人爱吃啥?爱吃羊肉啊。


于是,“东来顺羊肉馆”的牌子挂出来了,菜单上增加了爆、烤、涮羊肉

02

这涮羊肉的买卖,可不是那么好做的。那时候,北京城里涮羊肉的头把交椅,是“正阳楼”。

人家的羊肉片,那叫一绝,选得精、切得薄,口感嫩滑,食客们就认那个。

丁德山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啥?不是你房子多大,也不是你位置多好,是后厨切肉师傅的手艺。

他盯上了“正阳楼”的老师傅,一个叫郑春荣的。

丁德山下了血本,使了各种法子,硬是把郑春荣给挖了过来。

这手操作,在那个年代,简直是“降维打击”。

郑春荣一到“东来顺”的后厨,这馆子的档次立马就不一样了。

丁德山也舍得下本钱,他知道,好师傅得配好料。

他每年成批地从内蒙古购入小尾巴绵羊,这种羊肉嫩,膻味小。

这羊买回来,还不是整只都能上桌。一只羊身上,只取“上脑”、“三岔”、“黄瓜条”这几个最精华的部位。


剩下的肉?对不住,做不了涮羊肉。

这就是老字号的规矩,宁可少卖,不能砸招牌。

料选好了,就看刀工。郑春荣的手艺,那真是没话说。

切出来的羊肉片,片片薄如纸,舒展开来,放在那种带卷花儿的青花瓷盘上,隔着红润的肉片,都能隐隐约约看见盘子底下的青花花纹。

这羊肉,下到滚水里,一涮就变色,捞出来蘸上佐料,又香又嫩,入口即化。

这一下,“东来顺”在全北京城,彻底打出了名声。

光有肉还不行,佐料也得是独门绝活。

“东来顺”的佐料,不从外面买,全是自个儿配制。

芝麻酱要纯的,辣椒油要自己炸的,酱豆腐乳、韭菜花,那都是精挑细选。

丁德山还对佐料的勾兑方式进行了改良,以芝麻酱、酱油为主,酱豆腐、韭菜花为辅,再加上虾油、料酒、辣椒油,咸、辣、卤、糟、鲜,五味调和,那叫一个香。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东来顺”连涮肉的火锅、炉具都改良了。

选料精、刀工绝、佐料全,这三板斧下来,“东来顺”一跃成为京城最火爆的涮羊肉馆子。


1942年,那个曾经的霸主“正阳楼”,没撑住,倒闭了。

这一下,“东来顺”更是没对手了,生意好到什么程度?不光是寻常百姓攒钱要来吃一顿,就连那些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都把它当成了必来的地儿。

03

可这买卖干得再火,也怕“人”出问题。

丁德山去世了,这偌大的家业,交到了他唯一的继承人丁福亭手里。

这位丁少爷,哪有心思经营企业啊,他一门心思全在唱戏上。

这一下,“东来顺”的品控立马就下来了。

供应的羊肉原料和佐料,都大不如前,味道一变,最先察觉到的就是那帮老主顾。

一传十,十传百,“东来顺”的口碑,开始下滑,失去了一大批忠实客户。

到了1955年11月,丁福亭学习了新思想,思想觉悟提高了,积极申请加入公家。

“东来顺”就这么着,实现了公私合营。


按理说,公家接手,经营管理总得改进吧?

确实,从表面上看,是改进了。

餐桌数量从原来的53桌,一下子增加到了105张,规模翻了一番,营业额也蹭蹭往上涨。

但是,那个最要命的问题——味道,非但没解决,反而更糟了。

根子出在哪?

第一,出在源头上了。

合营之后,统一由食品公司供应羊肉。

可供应来的羊肉质量不行,啥羊都往里掺,涮出来的肉片没嚼劲,又老又柴。

第二,出在“新规矩”上了。

当时商业局为了“让利于民”,做出了一个决定:降价。

“东来顺”的涮羊肉,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降到了一块零八分。

价钱是降了,可成本呢?羊肉的成本降不下来啊。


这还不算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出了个新章程。

原本“东来顺”的老师傅,一斤羊肉,那得精工细活切出60片。

现在要求工人们多出肉片,工人们忙于增加数量,哪还有功夫去精选原料、讲究那薄如纸的刀工?

老师傅那套精细手艺,在这种“只求数量”的考核下,眼看就要荒废了。

羊肉不行了,佐料也跟着拉胯。

老主顾们怨声载道,跑到店里,吃一口就直摇头。

酱油不甜了,没味儿;芝麻酱里掺了花生酱,吃起来发腻;辣椒油变成了辣椒糊,光辣不香;连配着解腻的糖蒜,都是又辣又苦。

那段时间,老客人们对“东来顺”是彻底失望了。

这股风,很快就传开了。

《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了,专门派人去调查,发了一篇长篇报道,标题就点名批评“东来顺的羊肉不好吃了”。

里头形容当时的羊肉,是“送进嘴里嚼不烂,咽不下”。

老主顾一进门,都不是先占座,而是先扯着嗓子问堂倌:“今儿的肉好不好?”


这叫什么事儿?一个靠“肉好”起家的馆子,沦落到要顾客先进门问肉好不好。

这牌子,眼看就要砸了。

04

社会上关于“东来顺”的种种议论,沸沸扬扬,很快就吹进了中南海。

一家饭馆的味道变了,这事儿在老百姓那儿是天大的事,在上面,同样也是。

当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一直就盯着全国企业的动向。

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的是知识分子问题。

就在这个会上,陈云就“东来顺”的问题,向毛主席作了详细汇报。

陈云把这事儿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他拿“东来顺”当了个典型,说这不光是一家店的问题。

他算了一笔账:


“东来顺”的涮羊肉,原来一斤价格是一块两毛八。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降到了一块零八分一斤。

价钱是降了,可“羊肉质量”谁来保证?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本来一斤羊肉精工细活切60片,现在呢?只切三十片。

这肉片厚了一倍,吃起来能不柴吗?

陈云还提到,不光“东来顺”出了问题。

“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好了”,“酱园的酱菜也不好了”。

这些老字号,都是几十年上百年传下来的宝贝,怎么合营了,味道反而倒退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提议,为了保障这些老牌子的质量,应该尽量不要过多地去改变它们原来的生产经营模式。

那些有用的技术,得当成民族遗产保留下来。

这个提议,毛主席听进去了,而且非常重视。

没过几天,在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特地又请陈云,再把“东来顺”、“全聚德”这些老字号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了一遍。

听完陈云的汇报,毛主席当场拍了板。


他反复强调,要保持和发扬以“东来顺”为代表的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当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

这句话,一锤定音。

05

主席发了话,下面立马就得办。

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文件里白纸黑字规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技术中那些有用的东西,应该看成是民族遗产,要保留下来。

这一下,“东来顺”的“救星”来了。

有关部门赶紧行动,积极恢复和保护“东来顺”涮羊肉的生产技术。

第一件事,就是保质量。

羊肉和佐料的质量必须提上来。


这可不是“东来顺”一家能办到的,得各个部门协同合作:

北京市零售公司东单第六店,专门给“东来顺”供应特定标准的肥羊;

北京油脂公司负责供应纯芝麻酱和香油,不许再掺花生酱;

天源酱园负责供应优质酱油和韭菜花。

甚至北京市粮食局,都按月给“东来顺”提供优质面粉和绿豆,让他们自己加工杂面条。

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东来顺”的原料品质,不但恢复了,甚至比以前还要有保证。

原料到位了,价格也得跟上。

“东来顺”根据顾客“不怕贵,只要求好吃”的消费心理,调整了进价和售价。

当时羊肉的市场售价是0.71元一斤,“东来顺”购入的优质羊肉,进价比市场价高0.07元。

这成本上去了,售价也得回。出售的羊肉片价格,恢复到了原来的1.28元一斤。

这叫一分钱一分货,老理儿。

接着就是解决人的问题。1956年春季,“东来顺”增加了4个切肉工人。


同年下半年,又想方设法把原来那几个手艺精湛、懂规矩的老师傅给请了回来。

人手足了,技术也回来了,肉片的质量自然就上去了。

几管齐下,“东来顺”涮羊肉的味道,一下子就恢复到了从前的水平。

不少老主顾战战兢兢地又来尝了一次,一口下去,那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一个个都说,比以前更好吃了。

往常,一过了冬天,天儿一热,涮羊肉的生意就要冷清下去。

可1956年的五一节,按说是淡季了,“东来顺”依旧是顾客盈门,天天排大队。

食客们一边涮着肉,一边夸:“这东来顺,又变得有味道了!”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东来顺”这块牌子,算是彻底保住了。

它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不光是老百姓解馋的地儿,也成了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

更重要的是,它开始频繁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各国政要的重任。

就比如1975年那次接待基辛格。

到了七八十年代,“东来顺”的糖蒜,那都是一绝,甚至都能当成国礼送人。


万里同志任委员长期间,就经常派人来“东来顺”取糖蒜,送给外宾当特色礼物。

生意太火,也带来了新问题。

“东来顺”切肉组的师傅们,每天都是高强度工作,可羊肉还是供不应求。

看着门口每天排长队等候的食客,职工们心里也着急。

1973年,中国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

北京友谊宾馆负责安排运动员的饮食,其中清真餐厅需要连着三天提供涮羊肉。

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东来顺”头上。

为了让上千名运动员都吃上地道的老北京涮羊肉,“东来顺”的师傅们,不眠不休,连着工作了三天三夜。

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目睹了这种手工作坊式的辛劳。

他当即下达指令:必须实现羊肉切片的机械化!

这又是个新课题。机器切的,能有老师傅手切的好吃吗?


机电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为了帮“东来顺”研发切肉机,干脆搬到了餐馆实地调研。

他们天天跟着切肉师傅们交流,了解手工切肉的专业技能,拿尺子量,拿本子记,观察老师傅的规范化动作。

这帮搞研究的,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半个切肉专家。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从1975年起,“东来顺”切肉的大部分工作,逐渐被机器取代了。

当年8月15日,《北京日报》还发了篇报道,叫《涮羊肉切片机试制成功》。

机器一上阵,切肉师傅们总算从繁重的体力活里解放了出来,食客们也不用再排长队了。

而且这机器加工得更规范,肉片的薄厚、宽窄,都有了保障。

这一下,老字号才算真正跟上了新时代。

那帮老师傅,一辈子就钻研这点手艺,从“正阳楼”到“东来顺”,为的就是这口鲜嫩。

万里同志后来也常让人来取糖蒜当礼物,这说明啥?说明老手艺才是真宝贝。

至于那些个图省事、降成本、把肉片切成木板的“新办法”,早就没人提了。


说白了,你拿顾客当傻子,顾客就拿脚投票,这道理,100年也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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