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所以，这就是你当初死活要离的‘尊严’？”电话那头，刘芸的声音像是淬了冰。
我捏着手机，指节发白，听着医院走廊里护士的脚步声从我身边跑过去。
“陈静，你跟我说句实话。”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问，“要是早知道离婚是把家里的天给捅个窟窿，你当初，还会那么潇洒地摔门就走吗？”
那张酒店房卡是在高伟那件羊绒外套里发现的。
外套是去年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质地柔软，泛着一层低调的光。
高伟喜欢得不行，只有在见重要客户的时候才穿。
那天是周三，洗衣机在阳台轰隆作响，我把他的脏衣服一件件分类。摸到那件外套时，指尖触到一个硬硬的方片。
我把它抽出来，是一张希尔顿酒店的房卡。
紧接着，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收据也跟着掉了出来，上面印着“周生生”的logo，买的是一条女士铂金手链。
日期是上个周末，高伟说他去邻市参加建材展销会了。
我的手抖了一下，房卡和收据轻飘飘地落在了一堆待洗的衣服上，像两片宣告死亡的枯叶。
我没有哭，也没有尖叫，只是把那两样东西捡起来，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用一个玻璃烟灰缸压住。
然后，我继续把他的衬衫、袜子丢进洗衣机，倒上洗衣液，按下了启动键。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除了我的心，像是被瞬间冻住，又被扔进了滚油里，发出滋滋的、碎裂的声音。
高伟是晚上十点多回来的，身上带着一股酒气和劣质香水的混合味道。
他一进门就扯着领带，嚷嚷着“累死了，这帮孙子真能喝”。
他没注意到我的异常，也没看到茶几上的东西。
他像往常一样，把自己摔在沙发上，等着我给他端来解酒的蜂蜜水。
我没动。
他就那么躺着，哼哼唧唧。过了大概五分钟，他终于觉得不对劲了，屋里太安静了。
他撑起身子，看到了烟灰缸下的房卡和收据。
他脸上的醉意瞬间褪去了一半，愣了足足有十几秒。
没有我想象中的惊慌失措，也没有抵死不认的狡辩。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是一种事情终于败露的疲惫和解脱。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他问。
“今天。”我的声音很平静。
“小静，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打断他，“那女的是谁？”
他又沉默了，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根，猛吸一口，才哑着嗓子说：“公司新来的一个采购，年轻，不懂事……就是逢场作戏，真的，我跟她已经说清楚了。”
“手链呢？”我指着那张收据。
他眼神躲闪了一下，“就是……一点小礼物，场面上过不去。”
我看着他，这个我嫁了二十多年的男人。他脸上的褶子，他微微凸起的肚腩，他说话时习惯性眯起的眼睛。我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高伟，我们离婚吧。”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轻了。
他猛地抬起头，烟灰掉了一截在裤子上。“你说什么？离什么婚？就为这点破事？”
“这点破事？”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高伟，在你眼里，这是破事？”
“哪个男人在外面应酬不犯点错？我心里有这个家，有你就行了！钱，我一分没少往家拿。儿子，我供他读完大学。你爸妈那边，我哪次不是尽心尽力？就因为我在外面喝多了犯了一次浑，你就要把这个家拆了？”
他的逻辑清晰，理直气壮，仿佛犯错的是我。
我站起来，不想再跟他说一个字。
“别闹了，陈静。”
他拉住我的手，语气软了下来，“这样，我明天就把城南那套投资的房子过户到你名下，算是给你赔罪。那个女人，我保证，明天就让她滚蛋。行不行？”
他这句话，像一桶汽油，浇在我心里那团火上。
用一套房子来买断我的恶心和屈辱。在他眼里，我的感情，我的忠诚，甚至我的愤怒，都是可以用钱来标价的。
这比他出轨本身，更让我无法忍受。
我甩开他的手，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卧室，锁上了门。
第二天一早，我拖着一个行李箱，搬进了学校分的单身教师宿舍。那是一个三十平米的小单间，墙壁斑驳，空气里有股陈年的霉味。
但我觉得，这里的空气比家里那套两百平的大平层要干净一万倍。
离婚的过程异常顺利。
高伟大概是觉得理亏，也可能是被我的决绝吓到了。他没再纠缠，只是让律师联系我，谈财产分割。
他很爽快。我们婚后共同居住的市中心大平层归我，家里的存款也分了我一大半。儿子高然已经大学毕业，抚养权也不存在争议。
签字那天，我们俩隔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像两个谈生意的陌生人。他全程没看我，签完字就匆匆走了，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
我拿着那本墨绿色的离婚证，走出民政局的大门，阳光刺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赢得了一场关乎尊严的战争。
我，陈静，一个市重点中学的高级语文教师，一个有精神洁逼的人，绝不允许自己的婚姻里有这种污点。
我终于自由了。
搬回大平层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高伟留下的东西都打包扔掉。他的衣服、剃须刀、他喜欢的紫砂茶壶，甚至那张他睡了二十多年的床垫。
我请了家政公司，把整个屋子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连地缝里的灰尘都吸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换上了全新的床品，点上我喜欢的白茶香薰，抱着一本杜拉斯，在阳台的藤椅上窝了一下午。
阳光暖洋洋的，屋子里飘着清新的香气。没有了高伟的呼噜声，没有了他随手乱扔的臭袜子，没有了他应酬晚归带回来的酒气。
这才是生活。
闺蜜刘芸来看我，提着一篮子水果。她在我这空旷得有些冷清的客厅里转了一圈，眼神复杂。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不害怕吗？”她问。
“怕什么？清静。”我给她倒了杯茶，“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好极了，像是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浑身轻松。”
刘芸捧着茶杯，没说话。
她的婚姻在外人看来，比我之前的更像“空壳”。她丈夫常年在外面跑生意，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两个月，花天酒地是朋友圈里公开的秘密。
我以前没少劝她。“刘芸，你图什么呢？就图他每个月给你打钱？女人不能活得这么没尊严。”
每次，刘芸都只是笑笑，说：“孩子还小呢，再说吧。”
现在，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羡慕，反倒有一丝担忧。
“静，这房子是暖和，但以前高伟在的时候，是热闹。有时候，人怕的不是冷，是太安静。”她说。
我觉得她是被不幸的婚姻磨得麻木了，完全无法理解我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你那是习惯了，”我不以为然，“我跟你不一样，我忍不了。你知道吗，他居然想用一套房子来收买我，他觉得我的感情是可以交易的。这比他跟别人上床更恶心。”
刘芸叹了口气，幽幽地说：“男人嘛，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他们觉得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
“所以我才要离婚。”我斩钉截铁。
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新生活中。
我教的是高三毕业班，工作很忙，但很充实。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庞，听着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自己的世界纯粹又干净。
周末，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围着家庭和高伟转。我报了瑜伽班，去听音乐会，去美术馆看画展。我还和学校里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去郊区徒步、野餐。
她们都羡慕我，说：“陈老师，你这状态，比我们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还好。”
我确实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开始注重打扮，买了很多以前觉得“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的漂亮衣服。走在路上，甚至会有陌生人跟我搭讪。
儿子高然放假回来，看到我的变化，也由衷地为我高兴。
“妈，你现在看起来比以前开心多了。”
是啊，开心。摆脱了一段充满欺骗和油腻的婚姻，为自己而活，怎么会不开心呢？
我一度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实却像一个技术高超的拳击手，总是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给你一记猝不及防的重拳。
第一拳，是我父亲的病。
那天我正在上晚自习，我妈打来电话，声音都变了调，说我爸突然胸口疼，喘不上气，已经叫了救护车。
我疯了一样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初步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需要立刻住院，准备手术。
我们市最好的心血管医院，床位紧张得像春运的火车票。我妈急得直哭，我跑前跑后，找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关系。
我给一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他恰好是卫生系统的。对方很客气，说“陈老师您别急，我帮您问问”，但电话挂了之后，就再没了下文。
我在医院拥挤的走廊里，闻着浓重的消毒水味，看着来来往往、面无表情的医生护士，第一次感到了那种深入骨髓的无力。
以前，这种事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高伟跟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铁哥们”。医院前几年扩建，用的就是高伟公司的建材。别说是床位，就是请北京的专家来会诊，高伟也只是一个电话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妈阑尾炎，也是住这家医院。高伟打了个招呼，护士长亲自把她安排进了单人病房，每天嘘寒问暖，比对我这个亲闺女还热情。
现在，我只是陈静，一个普通的高中老师。
我低声下气地去求急诊科的主任，对方看了我一眼，公事公办地说：“没床位就是没床位，你跟我说也没用，等着吧。”
那一刻，我真想不顾一切地给高伟打电话。
但我忍住了。那是我的底线。我既然选择了有尊严地离开，就不能在遇到困难时，再回头去乞求他的帮助。
最后，是我弟弟托了他单位领导的关系，才勉强在走廊里加了一个床位。
我爸躺在临时病床上，看着周围嘈杂的环境，脸色灰败。我妈坐在一旁，偷偷抹眼泪。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第二拳，是儿子高然的工作。
高然很优秀，211大学毕业，专业也好。毕业季，他过五关斩六将，面试了本市一家待遇极好的国企。
笔试、面试，他都名列前茅。我们全家都以为这事十拿九稳了，就等着最后的政审通知。
结果，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落选的消息。
高然很受打击，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差在哪儿。
后来，他一个在那个单位实习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顶替他名额的那个男生，笔试面试成绩都排在他后面。但那个男生的父亲，是那家国企上级主管单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而那个领导，恰好是高伟牌桌上的常客。
高然回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晚上出来吃饭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他扒拉着碗里的饭，沉默了很久，才抬头对我说：“妈，我不是怪你。我就是觉得……好像以前我头顶上有一把看不见的伞，现在这把伞没了。”
他这句话，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却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那把伞，就是高伟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用无数顿饭局、无数瓶好酒、无数次点头哈腰，撑起来的人情关系网。
我曾经无比鄙视那张网，觉得它充满了油腻和算计。
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儿子，我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那张网的庇护之下。而我，亲手把它撕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就此停止。
第三拳，来自我的邻居。
我住的这个小区，是本市最高档的楼盘之一。按理说，住在这里的人，素质应该都不差。
但我楼下那户，偏偏是个例外。
那家男主人是个暴发户，脖子上戴着拇指粗的金链子，说话嗓门巨大。他们家最近在搞装修，电钻声从早到晚，完全不顾及邻居的休息时间。
我的房子隔音很好，但那穿透楼板的“滋滋”声，还是吵得我和年迈的父母头昏脑涨。
我先是礼貌地下去沟通，对方满口答应，转头却依然我行我素。
我找物业，物业经理当着我的面给楼下打了电话，语气客气得像是在求他。挂了电话，两手一摊，说：“陈老师，人家不听，我们也没办法。”
我报警。警察来了，也就是不痛不痒地调解几句，说装修噪音这种事，他们也管不了。
楼下的男主人更加嚣张，有一次在电梯里碰到我，还阴阳怪气地说：“呦，陈老师，嫌吵啊？嫌吵你把房子卖了，搬去山里住啊。”
我气得浑身发抖，却拿他毫无办法。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电钻声仿佛还在耳边嗡嗡作响。我忽然想起，这个邻居刚搬来的时候，也这么闹过一次。
当时高伟还在家。他听了两天，烦了，晚饭后就下了楼。我不知道他跟那家人说了什么，只知道他大概半个小时后就回来了，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离婚，我再也没在休息时间听到过楼下的装修噪音。
我一直以为，是邻居自觉收敛了。
现在我才明白，那个我嫌弃他一身油腻酒气的男人，用一顿酒的功夫，就摆平了我跑断腿、说破嘴也解决不了的麻烦。
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靠道理和规矩就能行得通的。
它靠的是“面子”，是“关系”，是那些我曾经最看不上的东西。
生活的耳光，一记比一记响亮。但我没想到，最狠的一巴掌，还在后面。
它几乎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
出事的是我亲弟弟，陈斌。
陈斌前两年辞了职，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赔得血本无归。他不敢告诉我们，为了周转，在外面借了网络高利贷。
三十万的本金，利滚利，滚雪球一样变成了一笔他根本无法偿还的巨款。
催收公司开始行动了。
一开始是电话轰炸，一天几百个电话，打给我弟弟，打给我，打给我爸妈。
我们换了手机号，他们就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新的号码，继续打。
后来，他们开始上门。
先是在我父母家门口用红油漆喷了“欠债还钱”四个大字。我妈有心脏病，当场就被吓得瘫倒在地。
我把父母接到我这里，以为能躲清静。
结果，他们又追到了我的住处。不仅在楼道里贴满了印着我弟弟身份证照片的大字报，还半夜三更地敲门、踢门，嘴里骂着各种污言秽语。
整个楼道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我出门，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鄙夷和躲闪。
我报警，警察来了，说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只能定义为“骚扰”，批评教育一下就走了。人一走，他们变本加厉。
催收的头子甚至给我发短信，扬言再不还钱，就去我任教的学校门口拉横幅，让我这个“为人师表”的，在全校师生面前出出名。
我彻底怕了。
这不是我能讲道理、能报警解决的问题。对方是一群毫无人性的豺狼。
我妈被这么一吓，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我爸守在病床前，几天时间，头发白了一大片。
我弟弟躲在外面，不敢露面，整个人都快被逼疯了。
整个家的天，像是塌了。
我看着银行卡里那笔离婚时分到的存款，曾经我觉得那是我下半辈子体面生活的保障。现在，我只想用它去填平这个无底洞。
我联系了那个催收头子，颤抖着声音说我愿意还钱。
对方在电话里阴阳怪气地笑：“陈老师啊，现在可不是三十万了。连本带利，五十万，少一分都不行。给你三天时间，不然，我们就去你学校拜访拜访你。”
五十万。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凑不齐这个数。
我站在医院嘈杂的走廊里，看着远处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和一旁垂头抹泪的父亲，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死死罩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所有的清高、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尊严”，在这一刻，被砸得粉碎。
我走投无路，像一个溺水的人，胡乱地抓着救命稻草。
我拨通了刘芸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发出了压抑已久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
我语无伦次地，把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刘芸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没有安慰。
直到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说不出话来。
电话那头，刘芸的声音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冷酷：“哭完了吗？哭完了听我说。你是不是还觉得我老公是个只知道在外面鬼混的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