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江青去看望卧病在床的张治中，张治中深感不安：我是小病

张治中年过花甲，神经性腿痛几乎让他整日躺着。可就在一年多前，也就是1949年1月，他还在北平和平谈判桌边唇枪舌剑。外界常说他“骑墙”，其实更像在拉锯——既要给蒋介石一个交代，又不愿看内战无限延长。他自己清楚，这份“两头不是人”的滋味不好受。

新政务院准备成立淮河视察团时，张治中主动请缨。安徽是他的根，治理淮河更像给老家补一条命脉。偏偏腿伤突然加重，连下楼都难，只得写信请假。周恩来批了假条，毛泽东亲笔回信。江青此刻带着信赶来，气氛因此有了些微戏剧色彩。

靠近床沿后，江青递上那张薄薄的笺。一行行小楷写得极快，却不失工整：“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张治中接过信，忍不住自嘲：“小恙而已，却劳主席费神。”声音低，可每个字都透着不安。

江青轻拍了一下床栏：“当年你三进延安，路远艰险也没打退堂鼓，这回不过是换我探病，有什么不好意思？”一句话，把氛围拉回到六年前。1945年，重庆红岩村晚会，江青跟在毛泽东身侧，张治中在对面。双方只寒暄了一句，却记住了彼此。

十几分钟的对话简单直接。江青询问病情、饮食、药量，甚至嘱咐厨房少放盐。这些细节让张治中心里一热；可越是热，越感到尴尬，毕竟在国民党圈子里，他与江青几乎没有交集。张治中挪了挪枕头：“请夫人转告主席，淮河治理我虽缺席，但材料都备好了。”江青点头，随手把一沓文件带走。

门重又合上，屋里留下一股药味。张治中闭眼回想，脑海跳出1908年的武昌、1911年的上海学生军、1937年的庐山军训班……三十多年，他见过太多权谋，也失去不少战友。此刻，最怕的是被遗忘。江青的探视，某种程度上成了“国家记得你”的讯号。

半个月后，张治中出现在香山双清别墅。拄着手杖，步子却不拖沓。毛泽东见他，“文白，你这腿还闹？”张治中答得干脆：“疼，但没耽误事。”毛泽东挥手让座，然后附耳一句，“那就别跟淮河较劲，先对付这条腿。”旁边工作人员记下“安排北京名医”六个字。

时间往前挪，1946年3月的延安。那次晚会，江青坐在马歇尔左侧。演出过半，灯暗人静，她与张治中没聊上一句。直到今晚香山院里，江青才提起：“当年你看节目，一声不吭，以为你不喜欢延安秧歌。”张治中笑着摆手，“我在算时间，怕马歇尔坐久了腰疼。”一句插科打诨，把旧事点到即止，彼此都知道分寸。

1958年夏，毛泽东南下视察。江青偶尔随行，却始终保持低调。武汉东湖那场小型舞会，张治中立在角落。毛泽东递来一句：“跳一曲散散筋骨？”张治中摇头。几分钟后，江青伸手邀请，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场。曲终，毛泽东打趣：“怎么，不管音乐？”张治中抬眉，“不管步子也不管舞伴。”话音未落，全场都笑。江青却小声说：“要是当年在南京会场你也这么幽默，或许顾祝同就让步了。”这番揶揄，半真半假。

同年9月，合肥交际处。江青清晨来敲门，给张治中塞了一张本草方子，主料是牛膝和杜仲。张治中看了看：“能止痛就行。”江青坐在靠椅上，突然低声：“主席睡得太少，你劝他无效，我也劝不动。”张治中沉吟片刻：“只好让形势宽松一点，他才睡得下。”两人相视，各自无奈。

1961年，周恩来出访柬埔寨回国，托邓颖超送来虎骨胶和燕窝。张治中收下，却只用了一盒，剩下一盒转交安徽老乡。他对幕僚说：“谁的病谁知道。药再好，不如少操心。”这句随口的话在秘书笔记里存了下来。

往事层层叠叠，直到1966年5月，政治风向骤变。江青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语气寒冷地提起旧账：“有些人，两边讨好，面目不清。”话音落下，张治中心中一凛。他早知历史翻脸比翻书快，没想到会如此直白。可嘴上，他依旧保持克制，“国是家是，总要有人去折冲。”再无多言。

张治中1971年病逝，北京协和医院留下的病历显示：晚期静脉血栓合并陈旧性神经痛。江青未再探视。几个月后，《张治中回忆录》内部油印，邓颖超亲撰序言，用词简洁，没有一句抒情。序文末尾只标日期：1972年4月。

世事转折，谁也说不清先后因果。唯一可确认的是，1951年那场探病，让国民党旧将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短暂缩小。术后单据、药方、探访记录，都存进档案馆。若干年后，研究者打开卷宗，会发现张治中的一句自评：“我是小病。”简短，却映出他始终保持的谨慎与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