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四川一寡妇吃红烧肉被举报，经上面调查：她有另一层身份

1960年10月下旬，川北山区的夜风透着凉意，寨子口那条狭窄土路却被一股浓烈肉香点燃了议论。谁家舍得在这个紧日子里炖肉？村民们循味而去，看见孤身多年的张桂花院里炉火正旺，锅盖间的白汽弥漫在桂花树梢。第二天一早，“寡妇偷着吃红烧肉”的闲谈就像秋叶一样飘进了生产队办公室，几乎无人相信这不过是顿普通家常菜。

那一年，粮油凭票，肉类稀罕。队长随手在记录本上写了句“张桂花生活来源异常”，原本只是例行登记，没想到不到三天，这张纸条便搭着公文一路送去了县公安局。负责审查的老李皱眉：一个没有正式口粮关系、平时只拿代课补贴的女校长，竟能买下一斤多猪肉，这事得刨根问底。

忙完稻田验收，县里两名干警骑着半旧的“永久”自行车赶到了山村。土屋里，那盘炖得软烂透亮的红烧肉只剩冷油凝在碗底。干警亮出介绍信，“麻烦配合调查，顺便带上身份证明”。张桂花镇静地系紧围裙，递出一纸写着“1950年迁入、籍贯东北”的证明。老李随口问：“东北哪座城？”她顿了顿：“海伦县。”

“海伦县？”老李抬眼，记录本上出现了第一个问号。公安系统缉捕名册里，有位在逃女汉奸刘小琴，籍贯赫然也写着海伦县，年龄相仿，特征相近。悬而未决多年的案卷突然有了缝隙，老李决定连夜把人带走。

简易审讯室里，煤油灯摇晃。老李递上一杯凉白开，语气并不凌厉：“姓名？籍贯？”女人低声答：“张桂花，黑龙江海伦县。”老李翻出泛黄的相片，比对耳垂、眉骨，“再想想，旧名字是不是刘小琴？”她指节发抖，却咬紧牙关：“从未用过那名。”这一句死扛，为后面整整一昼夜的突审埋下伏笔。

三十多份材料被搬进县里档案室。抗战胜利后的清算名单、1949年初北平公安总队的抓捕通告、1950年失踪备忘……层层比对之后，刘小琴的轨迹逐渐浮出：1912年生，家境殷实，早年就读哈尔滨女子高等学堂，精通日语；1931年“九一八”后丈夫参军，她被安置去河北；1936年，她改嫁靠投敌敛财的商人田某；1940年前后，两人通过日方稽查课向侵华部队提供粮秣与情报，获利颇丰；1945年日本投降，田某被枪决，她趁混乱逃脱；1949年北平解放夜，押解途中失踪。

年代、相貌、语言能力全部吻合，唯一悬念只剩指纹。指纹对照结果出来时，已是凌晨三点：吻合率九成以上。老李叹了口气，“你到底躲了十多年，现在总算对得起那些卷宗里的名字了。”

面对铁证，刘小琴坐在木椅上无力辩解。她承认1946年携带金饰南下，靠贩卖家产一路辗转，1950年到达川北小村，改名张桂花。为了遮掩身份，她拿出剩余资金办学堂、放低学费，自愿教书识字，几年间赢得了“女菩萨”的名声。她坦言：“那不是赎罪，只是想让自己活下去。”一句话，让负责记录的年轻干警握紧了钢笔。

审讯持续到1960年11月2日清晨，县里依照1949年7月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将案卷逐级上报。省公安厅回复迅速：刘小琴在抗战末期多次协助日方搜捕抗日志士，参与致死案件七起，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极刑。批复文件落款时间——1960年12月5日。

宣判那天，山村的孩子们排在操场边，眼神疑惑。队长低声告诉他们：“以后别再叫她张校长了，她早就有别的名字。”寒风卷着山谷回声异常刺耳。刘小琴被押往刑场前，对守卫说了句极轻的话：“书本里的字能留下，我留不下。”守卫面无表情，只回答：“走吧。”

1961年1月初，执行完毕。档案卷末附了简短结论：刘小琴，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严重通敌，潜逃十一年，终被缉捕。旁边加了一行铅笔字：案由起自“山村红烧肉”线索。写字的人或许也觉得讽刺，一顿油星四溅的家常菜，揭开了一段暗藏的旧账。

至此，县里补发通知：张桂花名下的小学更名为“渠北第一希望校”，财物收归公有。村民议论的热度散去后，课桌上依旧响着拼音声，只是黑板左上角贴出新的师德守则，第一条强调的正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