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美国东海岸的寒风卷着海盐味,吹得行人缩起脖子。一位六十岁出头、头发花白的东方老人下班后把工装扔进储物柜,随手拍了拍袖口染上的金属屑,他叫冯洪志。没人把他同加州大学工学博士、沃尔辛顿公司副总裁联想到一处;在车间里,他只是编号H-27的车工师傅。
冯洪志年轻时学成于柏林工业大学,1945年前往美国深造,本是胡子昂挑中的“工业报国”种子选手。毕业那年,新中国成立,他兴冲冲去办离境,却被告知需要美国国务院许可。对方提醒他:“加入美国籍,文件就好办。”他冷淡回答:“免谈,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把体面的工作和优渥的研究经费都推到一边。
身份尴尬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五十年代初,国防承包商不要“外国人”,民用企业顾虑“政治风险”,博士学位成了包袱。他挑了家机械厂,从学徒干到技术员。脏、累、噪音大,他照样干得起劲。有人劝他何苦折腾,他笑道:“小时候窝窝头都啃过,这点油污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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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用换国籍的代价远不止工作。朋友聚会递上移民表格,他推回去;银行贷款审查见他是“绿卡”便额外加码;买房子时,房产经纪顺口一句“外国人税高”,冯洪志只说:“再贵我也写中文名。”
1969年,美国联络处负责人黄镇专门驱车来看他。“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没改国籍的技术专家。”冯洪志侧身请他落座,淡淡一句:“硬骨头学的是我父亲,不轮到我夸口。”
父亲冯玉祥留下的《正气歌》手迹,他一直放在书桌左抽屉。挫折多了,他摊开墨迹已淡的纸页,默念那句“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冯洪志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活着得有旗帜,我用这张纸当旗帜。”
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松动。1973年,冯洪志终于拿到回国许可。飞机降落首都机场那刻,他贴着舷窗发呆,直到空姐提醒才回神。三十年未见的弟妹早已白发丛生,唤声“三哥”,他喉头发紧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那次短暂停留后,他仍被劝留北京工作。可思量再三,还是返回美国——那里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九年后,冯玉祥百年诞辰纪念,他再度回京。这一次,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他与家人共同等候邓小平。
傍晚六点,邓小平快步走来,握手时突然问:“弗能没来?”冯洪志低声答:“大姐已故。”邓小平沉默片刻,随即转到正题:“你若立即回国,也许反而可惜。外头你能做的事更多。”停顿一下,他补了句,“帮国家统一,帮四化建设,你看行不行?”冯洪志几乎脱口而出:“行!”
回到纽约,他用父亲钟爱的山名注册“泰山工业公司”,自己掏腰包跑项目。一年飞十几趟,两腿常常因长途航班水肿得脱不下鞋。他自嘲“老骨头浸汽蒸”,却乐此不疲。1988年,他牵线达成上海污水处理设备引进合同;1994年,又促成孟县至廊坊602公里输煤管道计划落地。技术细节、供货价格、融资方式,他一项一项盯。有人感慨:“冯先生,你像拼命三郎!”他摆手:“国家省一块钱,比我多睡一小时值。”
对台湾事务,他同样没闲着。和宋希濂联合倡议成立和平统一促进会,三次写信劝蒋经国开放探亲。1987年,他寄去锦盒,里面是奉化溪口蒋母墓前的三杯黄土,还有几张老屋照片,附言:“同胞不得相见,却让外人往来自由,这算什么道理?”据说蒋经国捧土时,眼眶发红,随即放宽台湾居民赴大陆限制。
蒋经国去世后,冯洪志原本打算飞台北吊唁。办证处人员说必须用美国证件,他勃然:“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探望家乡,不是出国度假!”最终,他没有踏上那班航班,但态度已掷地有声。
冯洪志晚年行色匆匆,文件包里常塞着父亲手书的复印件和最新项目清单。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这么拼,他合上文件夹,露出一丝疲惫却坚决的神情:“没别的,骨头硬得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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