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之子不肯改国籍，博士学历在美当车工，邓小平接见托付两事

1978年冬天，美国东海岸的寒风卷着海盐味，吹得行人缩起脖子。一位六十岁出头、头发花白的东方老人下班后把工装扔进储物柜，随手拍了拍袖口染上的金属屑，他叫冯洪志。没人把他同加州大学工学博士、沃尔辛顿公司副总裁联想到一处；在车间里，他只是编号H-27的车工师傅。

冯洪志年轻时学成于柏林工业大学，1945年前往美国深造，本是胡子昂挑中的“工业报国”种子选手。毕业那年，新中国成立，他兴冲冲去办离境，却被告知需要美国国务院许可。对方提醒他：“加入美国籍，文件就好办。”他冷淡回答：“免谈，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把体面的工作和优渥的研究经费都推到一边。

身份尴尬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五十年代初，国防承包商不要“外国人”，民用企业顾虑“政治风险”，博士学位成了包袱。他挑了家机械厂，从学徒干到技术员。脏、累、噪音大，他照样干得起劲。有人劝他何苦折腾，他笑道：“小时候窝窝头都啃过，这点油污算什么？”

坚持不用换国籍的代价远不止工作。朋友聚会递上移民表格，他推回去；银行贷款审查见他是“绿卡”便额外加码；买房子时，房产经纪顺口一句“外国人税高”，冯洪志只说：“再贵我也写中文名。”

1969年，美国联络处负责人黄镇专门驱车来看他。“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没改国籍的技术专家。”冯洪志侧身请他落座，淡淡一句：“硬骨头学的是我父亲，不轮到我夸口。”

父亲冯玉祥留下的《正气歌》手迹，他一直放在书桌左抽屉。挫折多了，他摊开墨迹已淡的纸页，默念那句“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冯洪志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活着得有旗帜，我用这张纸当旗帜。”

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松动。1973年，冯洪志终于拿到回国许可。飞机降落首都机场那刻，他贴着舷窗发呆，直到空姐提醒才回神。三十年未见的弟妹早已白发丛生，唤声“三哥”，他喉头发紧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那次短暂停留后，他仍被劝留北京工作。可思量再三，还是返回美国——那里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九年后，冯玉祥百年诞辰纪念，他再度回京。这一次，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他与家人共同等候邓小平。

傍晚六点，邓小平快步走来，握手时突然问：“弗能没来？”冯洪志低声答：“大姐已故。”邓小平沉默片刻，随即转到正题：“你若立即回国，也许反而可惜。外头你能做的事更多。”停顿一下，他补了句，“帮国家统一，帮四化建设，你看行不行？”冯洪志几乎脱口而出：“行！”

回到纽约，他用父亲钟爱的山名注册“泰山工业公司”，自己掏腰包跑项目。一年飞十几趟，两腿常常因长途航班水肿得脱不下鞋。他自嘲“老骨头浸汽蒸”，却乐此不疲。1988年，他牵线达成上海污水处理设备引进合同；1994年，又促成孟县至廊坊602公里输煤管道计划落地。技术细节、供货价格、融资方式，他一项一项盯。有人感慨：“冯先生，你像拼命三郎！”他摆手：“国家省一块钱，比我多睡一小时值。”

对台湾事务，他同样没闲着。和宋希濂联合倡议成立和平统一促进会，三次写信劝蒋经国开放探亲。1987年，他寄去锦盒，里面是奉化溪口蒋母墓前的三杯黄土，还有几张老屋照片，附言：“同胞不得相见，却让外人往来自由，这算什么道理？”据说蒋经国捧土时，眼眶发红，随即放宽台湾居民赴大陆限制。

蒋经国去世后，冯洪志原本打算飞台北吊唁。办证处人员说必须用美国证件，他勃然：“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探望家乡，不是出国度假！”最终，他没有踏上那班航班，但态度已掷地有声。

冯洪志晚年行色匆匆，文件包里常塞着父亲手书的复印件和最新项目清单。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这么拼，他合上文件夹，露出一丝疲惫却坚决的神情：“没别的，骨头硬得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