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赴川视察，期间发现一物，随即吩咐身边人：要全国推广

1958年3月16日清晨，成都上空仍带着春雨后的湿冷，金牛大道旁却已暗暗聚起两股人马。两位肩披县委袖章的中年干部各守一侧，掩不住眼底急色。谁都知道，中央首长今天将出门“看一看”，但方向尚未确定，左还是右，意味着各自的命运天平向哪边倾斜。

车队终于在傍晚发动。熄灯行驶的吉普缓缓滑出宾馆，一旁的李井泉忍不住轻声询问去向。毛主席笑而不答，只是抬手指了指右侧。就是这一指，像扳动了两名县委书记心中的闸门——守在右边的刘致台猛蹬自行车，灰尘被车轮卷起，身影很快消失在薄暮里，他要赶在车队之前回郫县红光合作社，通知社员们做准备。

沿着灌县古堤，汽车在田埂间穿行。油绿的麦浪起伏，山色被夕阳染成金红，田里的水网亮得晃眼。毛主席倚窗静看，一行人不敢打扰。车速放得很慢，他忽然说：“山河好大，路却要脚丈量。”一句话，车厢里默然，大家明白，今天恐怕又得深入村户细看了。

夜色将临时，车队拐入合兴乡的土路。听到远处发动机声，社里锣鼓敲得震天，庄稼汉、赤脚娃早已排成两行，夹道呼喊。毛主席下车后，摆手示意别搞仪式，脱口一句：“先随便看一家。”他跨进最近的竹篱小院，院主温大娘正用簸箩筛谷子，抬头见生客，忙擦手让座，却没认出面前的领袖。

“屋里几口？”毛主席坐在木凳上，接过老人递来的水烟筒，语气不紧不慢。

“六口。两人上学，三人种田，我守家。”温大娘一边回话一边给客人倒茶。

干部们屏声静气，唯恐哪句不合。毛主席追问起合作化后的分粮、翻地、蚕豆亩产，连肥料来源都细细过问。温大娘掰着指头算，去年人均得粮四百五十斤，还余下百多斤做口粮。毛主席点头，记在随身小本上，只留下一句：“写实情，别抬高。”

谈话告一段落，他的目光被屋角一捆枯草吸引。“这是什么？”

“打破碗花花！”温大娘声音里透着自豪，“泡水铺在粪坑，蚊蚋都熏跑了。”

听罢，毛主席将那束紫花草凑近鼻端闻了闻，淡淡辛辣味。他沉吟片刻，唤来随行的农林部技术员梁禹久，嘱咐赶紧采集标本，检测药效。“乡下百姓用得灵，科研部门要把帐算清楚，一定要让全国知道。”

这一幕迅速写进了当晚的简报。三天后，《四川农民日报》刊出《打破碗花花——除七害的新武器》，并附图示范浸泡、撒施方法。稿件传至北京，人民日报摘登，全国多地随即照办。短短数月，从东北黑土地到岭南蕉林，这种学名“狼毒泽漆”的野花在厕所、粪池、蚊蝇成群的旮旯落脚，不需花钱，却能收奇效。

郫县红光社因此“火”了。外省代表团络绎不绝，温大娘家门槛几乎被踏平。她拄着竹棍给来人讲经验：“先捣碎，再浸水，味道冲才见效。”有人将这段土办法记录进卫生手册，有人提着样本送往当地实验站。1958年6月，卫生部文件明确提出“推广打破碗花花灭虫法”，并把“偷油婆”——也就是蟑螂——列入重点治理对象。

事件背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研究的力量。早在2月的颐年堂会议，毛主席就把“官气要打掉”挂在嘴边，要求干部“到田间泥巴里泡一脚”。如果不是那天的随机右转，如果不是脱稿探访普通农户，打破碗花花或许仍默默绽放在沟边。可正因这一趟偶遇，乡间土法进入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规划。

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在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里显得尤其珍贵。北京制定政策，但能否落地，还得借助地方经验、民间智慧。红光社的成功，让许多人看见：群众的日常小发明，常常能解决大范围的实际难题。后来，卫生部门依据实验数据，进一步提炼出植物驱蝇剂配方，推广到军营、矿区、远洋渔船，补充了化学杀虫剂的不足。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都一帆风顺。一些地区照搬红光做法，却忽视了水质、气候差异，效果平平。四川方面又派出技术小组巡回讲授，用活标本现场实验，手把手示范，才让“见花如见敌”的口号真正落地。可见，一项措施从“发现”到“普及”，调查、试验、再推广，每一步都离不开实事求是。

郫县的经历，也成为干部学习的教材。刘致台后来回忆，当年自己骑车飞奔时的“飘汗心惊”，远不及事后对基层真实声音的敬畏。上级三令五申要反对浮夸，可如果没有首长亲自下到农户屋里坐坐，那些隐藏在报告背后的细节，谁来揭开？红光社的故事提醒人们：数字会说谎，院落里却藏着答案。

时间推到1959年，西藏昌都、广东蕉岭、苏北高邮相继用上“打破碗花花”提取液，蚊媒密度直降。北京协和医学院发表论文，证实其所含的生物碱对蚊、蝇、蠓、跳蚤均具毒杀效应。资料归档时，梁禹久在备注里写道：“来源：郫县温大娘。”短短一句，把科学研究与农家小院紧紧系在一起。

六十多年过去，红光这段往事仍在地方被口口相传。打破碗花花或许早已淡出城市生活，但它留下的启示却长存：问计于民，随机踏访，尊重事实；在田垄间发现真知，在烟火气里捕捉创新。那一天傍晚的“随便一指”，将野草推向舞台，也映照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方法——风雨兼程，要脚踏实地，先听老百姓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