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周总理请不动，吃饭时毛主席作陪，大将粟裕为他摆碗筷

1964年12月5日，薄雪初霁的怀仁堂灯火通明。门口，毛主席半挽衣袖，向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伸出手：“久闻大名，今日得见，荣幸！”老人微躬，声音不高却极稳：“承蒙关怀。”几个来回寒暄，已把周围最资深的开国将领们衬成了陪客。

入席时，粟裕大将主动起身，将碗筷摆到老人面前。周总理看在眼里，轻轻颔首，没有多话——他曾三次动用专线电话，想请这位学界宗师赴京办事而屡遭婉拒。那份倔强，今日依旧，只是换了场合。

能让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如此礼遇的，是马一浮。对六十年代的许多人而言，他是书院里坐论经史的老先生；对更早的同辈，则是“新儒家三圣”之一；而对参加过浙西讲座的青年学子，他是战火中举起文化旗帜的那盏孤灯。时间不同，侧影各异，本色却始终如一。

倘若往前推六十余年，马一浮还是绍兴府的少年举子。1899年乡试，他以“集句成文”夺案首。主考汤寿潜惊叹“才气过人”，将长女汤仪许配给他。礼堂里锣鼓喧天，谁也没想到这对小夫妻只欢聚数载。

马父病重，幼妻尽心照料，终因操劳先夫而逝。赶丧归来的马一浮伏棺痛哭，写下《哀亡妻汤孝愍辞》，字字血泪。乡人都说，这篇祭文把一个穷秀才写成了铁石男儿。之后介绍再多名门闺秀，他一概谢绝，终身不再娶。

1903年，清廷招考驻美使馆秘书。马一浮行囊里塞满了《易》《诗》手抄本，抵旧金山不到半年，却迷上了德文版《资本论》。他给朋友写信：“此书胜服仙药十剂。”这一册德文印本，成为马克思著作进入中国的最早实物。

美国、法国、日本他都待过，但西方社会的“极端自利”刺激了他对东方学统的执念。归国后，他隐居西湖，修葺定慧寺小楼，自号“西庐老人”。蔡元培、陈独秀、高寿南接连来请，他只回一句：“人在家，就是不出。”

1924年，孙传芳兵临杭州，欲借名士装点门面。马一浮干脆关门，托管家传话：“不见”。兵丁退去，名声更盛。十多年后抗日全面爆发，竺可桢一句“国难当头，先生不能再静坐湖山”才让他走出竹篱，赴浙大开坛授课。

宜山、泰和、乌尤寺，课堂随行李搬迁。黑板上，他写下张载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生说，那段日子枪声近，先生的声音更近，撑着大家咬牙活下去。

1939年复性书院在嘉陵江畔挂牌，规矩只有两条：讲明义理，选刻古书。财政部长孔祥熙送来一捆银票，他抬手挡回去：“马某不为五斗米折腰。”从此经费吃紧，却聚来了熊十力、梁漱溟等一众同道，成了战时文化的避风港。

1948年秋，书院停办。三年后，新中国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毛主席提名，周总理主持，名单第一栏写的就是马一浮。那时他已年近七旬，仍坚持“不为职，不为禄”，馆长一职象征意义大于实务，他乐得如此。

1953年政协会议风波，梁漱溟当场顶撞主席，气氛凝滞。周总理急电杭州，请马一浮出山劝解。老先生答得干脆：“梁某信其所是，劝之无益。”一句话堵死回旋余地。周总理把电话放下，只说：“马先生还是马先生。”

也正因为这份执拗，1964年那顿晚宴才显得意味深长。席散时，马一浮起身朗声诵联：“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毛主席摆手笑道：“好，好！路同则同行。”七十六岁的老学人，还是少年胸襟。

1967年6月2日，小雨，西子湖面雾白。浙江医院病房里，马一浮写下绝笔《拟告别诸亲友》，字迹跌宕，如桐叶随风：“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写毕，放笔，停呼吸，年八十五。

五十多年后，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书画名单，马一浮名字再度出现。文件不过寥寥数行，却说明一种态度：这位曾让周总理请不动、让毛主席作陪的读书人，他留下的墨迹已经与山河并列。

他的孤傲，他的柔肠，他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主张，今天看都各有评说。有人拿他拒绝公职当成士大夫清高，也有人批他过于守旧。不管怎样，档案和回忆里那句“人在家，就是不见”，仍旧有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能站到门口说“不”的人，永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