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上午,秋风掠过天安门广场,礼炮声连成一片。陈嘉庚扶着城楼的栏杆,望着满广场的人海,脸上带着少年般的神采。就在国歌奏起的那一刻,他的思绪却飞回了九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那一顿极朴素却终生难忘的晚餐。
1940年5月下旬,陈嘉庚结束在重庆连日繁复的宴请后,收到了延安方面的邀请。他并不熟悉西北的山川,却清楚前往陕甘宁意味着必须突破国民党设下的重重关卡。同行的慰问团成员回忆,那一段路上,常能看到被烧毁的公路桥梁;夜里露营,用报纸糊窗挡风,风沙照样灌进被窝。艰险,跟奢华的陪都生活仿佛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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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的延河畔,窑洞前的枣树新叶已长成深绿。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把陈嘉庚迎到窑洞外的小木桌旁。桌面是旧报纸铺就,菜肴一共三样:南瓜条、油泼野菜,还有一只刚炖好的清汤鸡。主席笑着说:“陈先生,我的津贴有限,真买不起肉,这鸡是边区大娘听说您要来专门送的。”一句调侃化开了正式场面,也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立即明白延安的拮据并非传闻。
“毛先生,来到这里,我才吃出味道。”陈嘉庚放下筷子,用闽南口音略带激动地回应。这句实话,差点让周围的警卫员热泪夺眶。对话只持续几句,却把延安人的艰苦、客人的真诚都写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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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后,毛主席陪陈嘉庚步行到枣园。月光下,延河水闪着碎银,窑洞里灯影摇晃,年轻的战士正用削瘦的胳膊抬水。“你看,我们靠自力更生撑到今天。” 毛主席指着新开垦的菜地说道。陈嘉庚转头看看早已补丁连补丁的军装,不自觉叹了一声气。第二天,他走访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抗大三分校,还到绥德师范听了一堂课――教室里学生用旧报纸裹课本,老师写字的黑板竟是磨平的木板。
离开延安前一晚,中央为他安排了一场小型座谈会。陈嘉庚说:“东南沿海努力凑出的银元,若用在山珍海味上,抗战就输一成;若送到黄土高原,能赢十成。”会场一片静默,他握拳轻敲桌面,决意已定。
回到南洋后,他立刻调整募捐去向。仅1941年到1942年,经滇缅公路进入陕北的药品、橡胶、医用棉布,就超过一万五千箱;还有华侨青年自愿报名,组建第二批南洋机工队。滇缅车队头车司机王木生曾统计,三年里,他们往返公路两百余次,为边区运进四十五万吨紧缺物资。
1945年抗战胜利,陈嘉庚赴美演讲,多次痛陈中国不宜内战。一旦提及延安,他总以“笃实”“廉正”来形容那里的干部。解放战争期间,他再三致函华侨联合会,呼吁侨胞停止向蒋介石捐款,用意非常明确。
1950年春,新中国刚刚成立几个月,陈嘉庚第三次进京。那时的北京还是北平城的模样,他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毛主席。主席已经换上了一身新式中山装,却仍旧打着布鞋。两人并排坐在竹椅上,淡茶入口,谈起仍在炮火中的海南岛和台湾。陈嘉庚沉声说:“但愿海峡风浪止息,早日同归。”主席点头,没有多言。
1961年4月2日凌晨,陈嘉庚病逝于新加坡。弥留之际,他告诉女儿:“倘若能亲眼见到台湾回到祖国,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遗憾,最终未能弥补。同年,噩耗传到北京,毛主席在文件上停笔良久,眼眶微红。他给中央写下一行批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旗帜,是民族的光辉,永远值得纪念。”
陈嘉庚的骨灰后来运回故乡集美,安放于鳌园石雕群旁。碑文只有寥寥几字,却镌刻着他的全部信念:竭诚报国。九十年前那顿“买不起肉”的晚餐,只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一餐;然而对陈嘉庚而言,它让他认清了中国的未来方向,也最终决定了个人的历史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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