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岁的杨善洲退休后，却拒绝组织安排：我要回家乡去种树

人们只看到这位“草鞋书记”谢绝安稳生活，却很少回想，他早在战火年代便认定“树活，则人旺”。1944年滇西反攻，他挑着军粮翻山越岭，肩头磨得血肉模糊。搬运间隙，他在山洼里种下一截柳条，希望前线士兵能有一抹阴凉。柳条没长成，他的表弟却在一次空袭中丢了命。多年以后他说过一句令人唏嘘的话：“川流不息的人都走了，留下的只有树。”

新中国成立后，杨善洲调到摆马乡。那时施甸三个月不下雨，玉米苗黄得直卷叶子，他带着技术员顺沟壑找水源，找不到就架木槽接露水。一到夜里，草鞋踩在湿泥地“吱吱”响。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乡下娃能吃饱，老师能安心教书，这官才当得值。”

1963年保山闹饥荒，许多学校贴出停课通知，县里准备让老师下乡支农。杨善洲拍桌子：“教书人丢下课本去插秧，孩子们以后拿什么和穷根算账？”那一年，施甸一百多位教师保住粉笔，县里扫盲率跃居全省前列。

时间推到1986年，杨善洲两次悄悄踏勘大亮山。山体裸露，雨一冲就成黄泥河，村民白天开荒晚上挑水。有人直言：“书记，这地方连刺竹都懒得活。”杨善洲却在山坳里蹲了半晌，抓一把土抹在掌心：“石头缝里也有生命，只是缺人搭把手。”

次年，他从工资里抠出几百元，买了上万粒华山松种子，锁进办公桌。旁人好奇，他笑而不答。直到1988年4月，退休文件下发，种子才随他一同进山。大亮山林场指挥部挂牌时，只见十几间油毡棚，一台破手扶拖拉机，一部报废测量仪。蒋从德回忆：“老书记自己扛测量尺，土豆煮熟蘸盐就当两餐。”

造林第一季，雨水连绵。窝棚夜里滴水，杨善洲和工人把床抬到牛圈旁，牛闹腾，他翻身递块干草：“它们白天帮拖树苗，晚上要吃好。”寒风透骨，他仍坚持凌晨点灯记录苗木成活率，数字全写在旧日记本，每页都是汗渍和泥点。

资金缺口成了最大难关。林场发不出工资，他把自己的养老金全塞进出纳本。白洪学一次把500元补贴递到跟前，他倏地瞪眼：“种树要钱，吃饭要钱，脸面不要钱？少跟我客套！”最终只肯要70元月度伙食。

1990年春节，母亲病重，他才首次下山。床前陪了九天，老人撒手。他转身回到林场，继续盯着那条14公里的简易公路。没有专业队，他就借来水平仪，按步丈量。工程完工时只花一万元，运输成本却砍掉大半。

六年后，妻子张玉珍胆结石住院。工期紧，他托司机送人进城，自己留下栽杉木。第三天赶到病房，老伴半开玩笑：“你眼里只有树。”他沉默片刻：“树好，山好，你我也才能好。”一句话，让在场护士鼻头发酸。

林场逐渐盈利，木材、药材、蜂蜜轮番见效益。县里要给杨善洲奖金，他推了；市里追加二十万，他先拒后允，随后分作三份：十万给保山一中，三万建瞭望哨，三万修山下澡堂，只剩四万塞给老伴。张玉珍叹气：“这回可别再退回来。”他背过身，耳根微红。

户口问题，他更是一次次说“不”。组织拟把妻儿转城镇，他把表格压进抽屉：“庄稼地需要人，书记家也该种粮。”表格一直陪到他去世，纸角发脆，字迹依旧硬朗。

2009年，大亮山林木覆盖率升至八成，估算资产超过三亿元。杨善洲把全部经营权交给国家。交接仪式很简单，一份文件，一把印章。他留下一句话：“树长成了，人就可以走。”

第二年深秋，苍山薄雾。他在保山医院安静闭眼，生前未留任何遗嘱。医生整理遗物，只有一本旧笔记、本地地图、半包没吃完的咸菜。护士轻声感叹：“这位老书记，真是把心全种进了林子里。”

至此，60岁归山的决定，不再只是个人选择，它和漫山松涛一起，成为施甸百姓心中不可替代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