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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志愿军,俘后被遣送台湾,多年后返乡探亲得知自己是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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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春,第一批台胞探亲专机降落在上海虹桥,离散三十余年的亲人隔着栅栏失声痛哭。人群里并没有刘年,可正是那一幕,让住在台中清水镇的他心头一震:也许,该回去了。两年之后的六月,一个拄着木拐、鬓发斑白的老人终于踏上了阔别已久的淮北平原。

乡间土路仍旧狭窄,只是门前的老槐树已不见踪影。村口最年长的刘大娘愣了半晌才摇头叹气:“娃啊,你可回晚了,你爹娘走了十多年,弟弟也没了,你哥哥更是杳无音讯。”短短几句话,像冷雨噼里啪啦落下,老人手里的拐杖微微发抖。

眼前这位被乡亲们称作“台湾刘伯”的老人,早在解放战争末期就披挂上阵。他原是苏鲁豫皖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七十一团的通信兵,从黄泛区一路鏖战到江南。渡江战役里,他拖着腿伤趟过长江,随后又奔赴浙江、江西。那时他二十五岁,战功并不显赫,却能把上级命令一刻不差送到最前沿,伙计们戏称他“铁脚板”。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火突起。三十八线之外炮声滚滚,志愿军连夜北上。刘年本想摘帽还乡,可一纸命令把他带到了鸭绿江边。他唯一的行囊,是缝满补丁的军装和母亲临行前塞进的半块蒸馍。很快,他随所在部队进入朝鲜东线参加阻击战。

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场拉锯战里,敌机地毯式投弹。巨响之后,阵地成焦土。刘年从一片血污瓦砾中醒来,只见身边战友横七竖八。枪声渐远,随后是铁甲压雪的轰鸣——美军在合围搜山。他拖着伤腿躲入山沟,终究无力逃脱,被俘的那一刻,布满硝烟的天空在他眼里像被撕碎的黑布。

战俘营设在群山深处,铁丝网外是警犬和哨兵。粗糙的玉米糊、永无休止的“政治课”、加倍的苦役,构成了刘年的日常。他想过冲出去,三次行动都被擒回,换来加倍惩罚。营门口那块英语牌子写着“改造中心”,他却在心里默默记下:总有一天要回家。



一九五三年停战谈判签字,交换战俘的名单却没有他的名字。他和几百名志愿军战俘被暗中押上军舰,绕行吕宋海峡,最终停靠基隆港。此后,刘年的身份被抹去,新身份证明写着“刘锡元”,户籍地标注为台湾桃园。国民党守备司令部急缺兵源,把他们统称“反共义士”,编入补充兵团。

在岛上的军营里,刘年天天操场奔跑,却始终留神北方的海风。到了一九六七年,蒋经国巡视部队,看见这批已近不惑的“老兵”,一句“人心难测”的感慨,让军方迅速将三百八十七名旧部队俘虏集体转业。刘年被分到东部林业队,与斧头与杉木打交道。

林业队的日子辛苦却踏实。刘年认识了工友的表妹小林姑娘。两人看戏时悄声交谈,小林说:“台地的雾大,听说你那里麦子黄时一望无际,真想去看看。”刘年怔了怔,只笑不语。情感萌芽不足两年,他在一次伐木滑倒,被原木压断了左腿。看着石膏里渐渐消瘦的腿,他决绝地说:“别等我。”姑娘哭着跑开。此后,刘年独身至老,搬去台中一家制衣厂做清洁,一干十六年。



一九八九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七十三岁的刘年办好手续,揣着全部积蓄八万台币,踏上轮船。他以为会有一顿热气腾腾的擀面汤在等,结果等来的是一座座覆满荒草的土坟。更讽刺的是,县民政档案馆里赫然写着:“刘年,性别男,一九五一年六月牺牲,评定为烈士。”工作人员看着眼前站立的白发老人,愣得说不出话。

“原来我早就‘牺牲’了啊?”刘年的自嘲透着苦辣。他在老屋残垣边住了整整一个月,白天修缮祖坟,夜里烧炕守灵。县里很快派出专人核实,确认身份。档案修订、户籍恢复、补发复员军人证明,一桩桩办妥。办证那天,民政干部把那张崭新的退伍军人证递过来:“老班长,欢迎回家。”刘年没说话,哽咽得只会点头。

拿到证件,他先去学校请人写了几封信,寄往可能的线索地。哥哥仍杳无音讯,但几十年未见的表侄女找到了他。饭桌上,亲人们问起台湾的日子,刘年只是摆手:“那是过眼烟云,不提也罢。”他更关心的是村子的新水渠、镇上新修的石桥,似乎要把缺席的光阴一点点补回来。

二〇〇〇年,正式迁回家乡前,刘年把在台湾的积蓄全数兑换,买了台缝纫机,送给村办加工点。他说,自己在制衣厂待了十多年,“这玩意儿我熟,算是尽点心意”。邻里乡亲都来帮忙翻修老屋,门楣上那块新刻的“欢聚堂”红底金字,在晨光里闪闪发亮。



值得一提的是,刘年的名字仍留在台北“反共义士公墓”名单上,而大陆这边,他同时拥有复员军人证与烈士证明。法理上的“双重身份”,反倒成了那段动荡岁月的注脚。一位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后来感慨:“历史有时会把人推到两条岔路,选不选,结局都沉甸甸。”

刘年晚年常在村口晒太阳。孩童好奇地围着问:“刘爷爷,啥叫战俘?”他拍拍膝上的伤疤,慢慢答道:“打仗,输了就得吃苦。输了心,还得再熬。”众人似懂非懂,却记住了那双望向北方的眼睛,像冬日里的松柏,沉静又顽强。

刘年去世的时候,是二〇〇六年深秋,享年九十岁。村里人为他披红挂白、鸣炮送行。墓碑前,一块退伍证、一枚志愿军纪念章和一顶发白的军帽被妥帖地放进墓穴。碑文写着:新四军老兵、志愿军老战士刘年之墓。再没有“烈士”二字,他生前自己划去的——老人说:“活着,就要像个兵;走了,就做个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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