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缴获电台不会用，一名国军俘虏选择效力，新中国成立后授中将

1930年冬末的赣江岸边，寒意透骨。几名战士抬着一个沉甸甸的木箱赶回瑞金，一掀油布，竟是一部崭新的福特式短波电台。指挥部里人人瞪大了眼——宝贝是好宝贝，可谁也摸不清那些按钮、拨盘的脾气。

摆弄一夜无果，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轻声说：“机器有了，手却短，这个缺口得补。”话音刚落，参谋长郭化若从战报里抬起头：“俘虏营里或许藏着行家。”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招聘会”临时召开。

“谁懂无线电，愿留下就站出来，不愿意可领路费回家，不过日后不可再给蒋介石卖命。”郭化若的宣告很直接。沉默约莫半分钟，两个人迈步到队前，其中年纪稍长的那位自报家门：“吴人鉴，前线通信科军士长。”

这位吴人鉴其实只有二十一岁，广西人，学过英语，能看懂美制电路图。出于避嫌，他当场请求改名。大家七嘴八舌，最终定下了“王诤”二字，取意“言而必行”。从此，一个决定改写了他和红军的命运。

试机的第一天就闹出动静。王诤一边调频率，一边快手敲键，“嗒嗒嗒”摩尔斯声刚刚串起来，天线旁蓦地炸起一团黑烟——敌机甩下一枚小炸弹。王诤整个人被掀翻在泥地，昏迷足足四十八小时。醒来那刻，他只摸索一句：“电台还在吗？”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王诤破译到蒋介石“南北夹击”部署。朱德看完译电忍不住笑，就地把作战计划翻了个面。结果，中央红军在信丰、黄陂连战连捷，全歼敌两个师。战后奖励会上，毛泽东递给王诤一枚二等红星章，悄声说：“将来要补你一枚最大的。”

长征途中，电台成了生命线。王诤背着二十多公斤的主机翻雪山、过草地，脚底血泡一茬接一茬。为了省电，他常在夜色里关掉指示灯，凭经验测频；为了保设备，他把自己系在悬崖峭壁外侧，把机器留在内侧。有人取笑他傻，他笑回去：“没了它，咱就是瞎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奉命组建一支隐蔽电台队。百余名报务员散进华北、华中各地，白天挑菜担、打短工，夜里架起拉杆天线。情报如同毛细血管，源源不断汇往延安。敌伪虽多次机械测向，却始终捉不到这支“幽灵之网”。

解放战争爆发，王诤已经是军委三局负责人。东北战场电报量暴涨，他干脆把窑洞改成“24小时接发大厅”，自己枕着耳机睡。林彪曾开玩笑：“要是哪天收不到你们的密电，我就不敢碰番茄炒蛋。”三大战役期间，各类电文逾千份，无一差错。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夜，南京一段绝密电路被切断，华东野战军前指急电延安。王诤仅用六小时，拿废旧铜丝盘出替代线圈，恢复通讯。毛泽东闻讯后在西柏坡对周恩来说：“电台是我们的第二炮兵，王诤这个‘炮长’立了头功。”

新中国成立，王诤出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昔日徒弟刘达瑞担任副手。1955年授衔，他站上天安门城楼领奖，肩章上闪耀着中将一星。他只是简单鞠躬，没有发言，却在晚宴上悄悄告诉战友：“章子虽重，电波更重。”

进入七十年代，卫星通信已成世界潮流。1973年正月，周总理在西花厅递给王诤一张草图：“国家想自建地球站，能行不？”王诤掂量片刻，回答只有七个字：“三年，把它竖起来。”当时他六十三岁，身体欠佳。

工程横跨京津冀十余家工厂，他拄着拐杖挤绿皮火车，白天盯工艺，夜里写参数。秘书劝他休息，他摇头：“设备一天不响，我一天睡不稳。”1975年12月，第一座国产卫星地球站按期开通。病榻上的周总理握着照片，连说两遍“好”。

1977年初诊出癌症后，王诤仍抱着图纸做修改。1978年8月13日凌晨，他安静离世。追悼会上，战友们将那台长征时的老电台擦得锃亮，摆在灵前。军号声中，人们想起多年前毛泽东的许诺：最大的奖章，恰是无线电为革命写下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