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陈赓领着一名红军后人来到北京，周总理：这娃娃我看着眼熟

1956年5月，北京的槐花初放。清晨，陈赓大将带着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人踏进紫光阁，会客室里灯光柔和。周恩来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抬头望去：“老陈，这娃娃我看着眼熟。”一句开场，像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层层回忆。

短暂的寒暄后，青年深吸一口气，自报家门：“总理，我叫彭伟光，是彭干臣的儿子。”三个字刚落，周恩来的目光霎时闪烁，仿佛穿透二十余年的硝烟，看见了那个已经长眠于怀玉山林的老友。对于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后生，周恩来更像是见到了故人重生，鼻尖一酸，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彭干臣，这个名字在黄埔一期的学子中如雷贯耳。他出生于1899年，安庆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早在1921年便秘密组建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拉开了此后持续十五年的革命生涯。学生时代，他在街头演说，在工厂夜校授课，火一样的性子和敢死队式的行动，令同伴敬佩，也让反动军阀如芒在背。

1924年春，广州黄埔军校迎来第一批新生。彭干臣与陈赓同船南下，一到校便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党支部。隔着九十里羊城月色，那群年轻人常在操场谈理想、谈中国的命运。后来东征爆发，彭干臣率百余敢死队攀上淡水城头，火光映红了年轻的面庞，他也因冲锋陷阵被称作“铁军中的铁将”。

但荣光转瞬即逝。1925年3月，蒋介石借口“临阵退却”要处理几名共产党骨干，名单里就有彭干臣。多亏周恩来据理力争，此事才不了了之。随后，彭干臣被派往上海，又辗转莫斯科，学习军事与地下工作。那年上海街头爆发五卅运动，他本欲即刻东行赴俄，却奉命留下协助工人罢工。吴淞机厂的工人们至今仍记得那位“黄春山”同志午夜里讲解革命道理的身影。

北伐烽火燃起，学校教室变成战场。1926年冬，他回国投身叶挺独立团，在武昌城下挂彩三处仍不下火线，靠一条绳梯率队登城，一战成名。翌年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他化名“何樾”领纠察队转战街头。胜利的前夜，上海静安寺钟声悠扬，他与周恩来相对无言，只听得彼此急促的呼吸。谁料不到一个月，便是“四一二”血雨腥风。枪声响起时，他冒死护送周恩来突围至汉口，自己则潜回故里英山，转往鄂豫皖。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为减轻主力压力，红十军北上组成抗日先遣队。那一年冬，彭干臣担任参谋长，风雪中带队夜行百里，沿途撕毁敌军布告，把仅有的棉衣让给伤员。1935年1月23日，怀玉山深处燃起硝烟，山风夹杂着机枪声。队伍被叛徒出卖后陷入重围，他拒绝突围独自生还，带头冲向封锁线，终被弹雨击中，年仅三十六岁。同行将士回忆，倒下前他还喊了一句：“打出去！”

噩耗传到上海时，妻子江鲜云只握着半张被雨水晕开墨迹的信笺：“近况安好，不用担心。”此后，母子隐姓埋名，搬过几座城市，与外界断了联系。周恩来在延安、在重庆、在北平多方寻找，每一次都碰壁。战争年代，化名如影重重。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甫一展开，陈赓去上海军政学校视察，偶遇正在档案室查询的彭伟光。少年递上泛黄的入党志愿书，抖开的那一刻，署名“彭干臣”。陈赓怔住良久，拍着他的肩膀说：“跟我走，去见一位老人。”

于是就有了紫光阁那场相见。周恩来旋即责成国务院秘书厅，为彭干臣收集遗留档案，安排烈士安葬事宜。几天内，安徽英山、江西怀玉山、上海龙华的多处旧址同时展开调查。老兵们纷纷写来回忆录，枪林弹雨的细节井然。

1956年底，中央决定将彭干臣列为红军高级指挥员，补发烈士证书。怀玉山那片冬青林里竖起水泥碑，碑座正中刻着八个字：敢死队长，铁军血魂。同年冬至，江鲜云带着儿子踏雪赴赣，站在碑前静默。肃穆山风掀起她的围巾，仿佛有人在轻轻说：“同志，任务完成了。”

1996年5月，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新辟一隅，彭干臣英名镌刻其上。参观者至此，常被讲解员提醒注意两个细节：第一，他救过周恩来；第二，他的事迹一度无名。这两条并列，彰显出革命年代的信义与牺牲，也映照着那天早晨紫光阁里短短一句“这娃娃我看着眼熟”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