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将王恩茂寄来的信转给叶剑英，批示就近分配到军队

1963年9月17日深夜，北京西郊一处院落灯光未歇，电话铃骤然响起。话筒另一端传来一句简短指令：“中央政治局明早开会，王恩茂同志必须到场。”那一次，他受命从乌鲁木齐星夜兼程飞抵首都，只为汇报新疆形势。十二年后，他在芜湖又一次向中南海递去亲笔信，命运的转折就此发生。两件看似独立的往事，其实被同一根线牵住——毛主席对这位“南泥湾政委”的关注，从未中断。

王恩茂写信的触发点并非偶然。1975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社论，收音机里壮阔的旋律勾起了他在晋绥、在西北、在天山脚下的旧战场记忆。夜幕降临，他摊开信纸，用军人的行文速度列出四条要点：检讨自身缺失、汇报芜湖工作、分析国际局势、请求重回前线。字句质朴，却直指核心——如果战争降临，他自信还能提枪上马。

信封上只贴了8分钱邮票，却一路直抵中南海首长办公室。毛主席批阅后摇头轻声说道：“让王恩茂长期离开部队，不合适。”随即把信交给叶剑英，并批示“就近分配到军队”。几笔朱批，改写了一名上将的去向，也打通了他与部队再度相连的通道。南京军区很快收到总政干部部通知：王恩茂任副政委，限期报到。

话题若就此止步，还只是一次普通调动。可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之所以对王恩茂念兹在兹，与早年两次深谈密不可分。1939年春，王恩茂奉命向中央汇报359旅敌后抗战情况。杨家岭窑洞内，毛主席递上热茶，问的第一句是：“你们在前线吃得怎么样？”一句寒暄，埋下信任的种子。三年后，南泥湾丰收，主席南下视察，看见战士们端来自种大米，笑称：“米香得像猫闻到鱼。”王恩茂站在一旁，眼见首长与士兵同盆共食，心里那股敬佩再难磨灭。

1944年底，八路军南下支队成立。王恩茂刚与爱人骆岚成婚不足两年，却毅然领命奔赴大悟山。临行前，骆岚写下一封短笺：“愿你一路平安，北来北离等你凯旋。”这封家书后来被他收进日记本，与毛主席转交王震的密信同置一夹，字迹已泛黄，却一直随身携带。从湖南丛林到湖北山口，再到中原突围，他靠着那本日记记下行军路线，也记下毛主席数度电令的坐标。“第二次长征”一词，正是在那场突围中由主席亲口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建设任务繁重。毛主席叮嘱他：“汉族干部两年内必须掌握维语。”短短一句话，透露的是对民族地区治理思路的前瞻。王恩茂回疆后，先从自己做起，课堂上跟维吾尔老阿瓦提学音标、记转写，一年能用维语作简短演讲。有意思的是，他主持财政会议时经常夹杂维语术语，意在让基层干部听得更透彻，形成互信。经济指标年年攀升，新疆棉田采收高峰甚至出现“内地调棉车排队进”的场景，这些都被中央列为典型经验。

然而，政治风云变化，1972年6月他被调至芜湖任地委副书记。对一位征战半生的老将而言，这无异于刀枪入鞘。芜湖工业基础薄弱，他却硬是拉着党委班子跑遍车间，甚至在铸造厂炉前背一袋焦炭，“看看身体能不能扛”。三年多过去，地方经济虽有起色，他心底仍惦念军旅。于是，就有了那封在10月夜色中挥就的求战信。

南京军区任职后，他被分派主抓政治思想工作。1976年春，全军开始整顿作风，王恩茂的第一场报告会只讲了七句：“枪膛有油，扳机就黏。不洗心、心也会锈。”全场随即响起掌声。有人事后评价：这位副政委未动声色，却让连老兵都坐直了腰板。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是他到任后的第四个月。清晨五点，军区下达半旗口令，他在办公室站了整整两小时。身边参谋小声提醒：“该去会场了。”他沉默片刻，只回一句：“走吧。”那天，万人礼堂同时低声抽泣，唯独他强忍，直到奏乐终止，才允许泪水流下。有人不解，问他为何先前强撑，他答：“部队需要力量，情绪要等哨声落下再释放。”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总政编写《两次长征案例汇编》，王恩茂参与审稿，亲自补充了多处细节：突围路线、弹药余量、战场气温。审稿人建议删减，他摆手：“数字不能省，年轻参谋要靠它计算补给。”这段小插曲，透露出他一贯的严谨。

晚年调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他仍保持每天清晨阅读维文报纸的习惯。有记者访谈时提到1975年那封信，他淡淡一句：“不写那信也许会被遗忘，但写了不一定会被同意。幸运的是，毛主席看见了。”这句话听似平淡，却道出一位老兵对组织、对首长、对时代的复杂情感：尊重、信赖，也有几分质朴的倔强。

如果说长征锤炼了王恩茂的筋骨，那1975年的一次请战，则让外界重新记起这位“南泥湾副旅政委”。毛主席用短短一行朱批，把他送回最熟悉的战位，也为事业生涯画出完整闭环——从延安窑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再到民族地区办公室，路径虽曲折，归宿始终与军队、与边疆紧紧相连。

王恩茂晚年整理手稿时，特意将那封8分邮票的信影印数份，夹在厚厚档案之中。旁注只有九个字：“我请求，主席成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