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机要秘书谢静宜的合影，她双手插兜，笑起来十分天真可爱

1960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北风刚在中南海西花厅掠过，摄影组临时被叫去给毛主席拍几张生活照。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一位扎着短发、把手随意插在军裤口袋里的少女站在主席身旁，脸上挂着豁亮的笑，画面轻松得像是校园留影。那张照片后来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在问：这位女孩是谁？她叫谢静宜，时任毛主席机要秘书。

河南商丘的平原孕育了她的爽朗。1936年夏，她出生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十四岁那年，抗美援朝的炮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地方军分区贴出招收机要人员的布告，刚考上高中的谢静宜想着试一试，结果一脚踏进了军旅生涯。远离家乡，她被送往中央军委机要学校，在那座封闭的院落里，她与莫尔斯电码、密码本朝夕相对。

经过一年封闭训练，谢静宜被挑进中央办公厅电台。每天凌晨，她和战友轮班，接收来自前线的加急密电，第一时间译密、归档，再交到领导案头。那是一份让人坐不住、也走不开的差事：收报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译码纸随手撕撕写写，一张张落在脚边。年轻的谢静宜很快练就一身过目成诵的本领，也学会了在严谨的程序背后保持镇定。

1953年的一次文工团联欢，把她推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会场座位紧张，周总理挥手招呼这位活泼的小机要员坐到自己旁边。谢静宜落座后，侧头发现左手边正是毛主席。不等别人介绍，她先开口：“主席好，我叫谢静宜，’谢’字是言字旁一个射击的射，’静’是安静的静，’宜’是适宜的宜。”毛主席端着茶杯，看着她在灯光下的神情，笑道：“这名字可真复杂，改成‘谢静薇’如何？”“还是别改了吧，”她脱口而出，“我父亲起的，省得他认不出我。”一句稚气中透着机敏的话，让主席记住了这个小姑娘。

六年后，1959年春，她正式调入主席办公室，身份从普通译电员变为机要秘书。那一年，她与空军机要干事苏延勋登记结婚。新人住在西城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筒子楼里，每晚都能听到中南海钟声。后来苏延勋因白血病去世，谢静宜把悲恸深埋心底，继续在主席身边打理一摞摞绝密电报。

毛主席对这个敢说实话的小秘书格外宽容。一次午休，谢静宜给主席唱河南老家流传的曲儿，其中竟混进一首国民党旧歌，“骂红军”的句子里火药味十足。秘书处都倒吸一口凉气，唯独主席大笑：“这词写得好歹毒，你再唱一遍，我学学。”从此以后，屋子里偶尔能听见他哼着改了词的旋律，气氛也跟着轻松起来。

进入1966年后，全国骤然风雷大作。因长期担任主席机要秘书，谢静宜被不少造反派视作“最可靠的红色喇叭”，她的仕途因此呈跳跃式上升。1967年，她被派往清华大学参加校内运动，随即担任校革委副主任；1973年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又以三十九岁的年纪进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名单，在当时几乎是“坐火箭”的速度。人情冷暖交错，那段岁月里，她在电报中仍然坚持向主席直陈实情，“主席，同学们吃饭都靠大食堂，停伙一天，学校就要乱。”这样的语气，在别的干部笔下并不多见。

1975年的春天，她冒着不小风险上了一道“奏章”，把江青在清华“点火”的经过原原本本写进电报。主席收到后，只在旁批了三个字：“已经知道。”外界对这条批语揣测甚多，而谢静宜继续在夹缝里维系那份信任。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半旗，军号悲鸣。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采取强制措施，政治风向急转。作为江青线上的重要一环，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很快丢掉所有职务。她被送往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白天搬石料，夜里整理个人问题材料，心脏病在那时愈发严重。出苦役时有人劝她：“认个错就完了。”她摇头：“该说的我都会写，但不编一字。”那股子倔劲，和当年在主席面前唱歌时一模一样。

1989年春，邓颖超批示，准许谢静宜调回北京。她住进东四环的一套平房，种花、养猫，偶尔给出版社撰稿糊口。她不避讳过往，却极少主动回忆。有记者敲门求访，她只淡淡一句：“写好写坏，你们自己判断，我无可奉告。”再追问，她会补上一句：“我心里过得去。”

2018年3月，谢静宜因病辞世，终年八十二岁。讣告发得低调，吊唁者多是昔日同事和几位老战友。那张1960年的合影被摆在灵堂中央，黑白影像里，她仍是双手插兜，带着少女般的笑容。岁月更迭，世事翻覆，照片却像被定格的春光，留住了一个特殊时代短暂的宁静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