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因病逝世，上海市委提出一个要求，贺小平：不同意

1984年4月14日傍晚，黄浦江边的风还带着早春的寒意，华东医院急救病房内却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监护仪上的数字忽高忽低，医生把手表的秒针看得极紧，护士则不停在走廊来回；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厮守病床十年的这位“姨妈”恐怕撑不了几天了。

贺子珍自1974年因外伤后遗症和多种内科慢病入住华东医院，一住就是十年。她喜欢和医护人员唠家常，听见年轻的小护士喊“姨妈”，会爽朗地回一句“好孩子”。久而久之，这个称呼取代了生硬的“贺同志”，也让住院楼里多了一分人情味。

日子到了4月15日，反复高烧成了最棘手的症状。常规退烧药连夜更换了三种，体温依旧稳定在摄氏39度以上。医生私下嘀咕：“再这么烧，心脏受不了。”护士只得为她擦身降温，湿毛巾换了一盆又一盆。贺子珍时而清醒，时而呢喃，最多的话是“别麻烦大家”。

担心出大事，医院立即把最新病危记录报到上海市委。市委值班人员在半小时内连线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随后拨通了北京西城区的电话。李敏夫妻正在家给孩子检查作业，接通电话听到“情况紧急，尽快赴沪”八个字，行李顾不上收拾，抓着皮包就冲向首都机场。

4月16日上午十点半，李敏赶到病房。贺子珍烧得两颊绯红，见到女儿，眼皮却只抬了一瞬。李敏俯身轻喊：“妈妈，我来了。”贺子珍勉强点头，声音低得像耳语：“别哭。”短短三个字，已耗尽力气。孔令华站在一旁，握着岳母的手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4月19日凌晨零点三十三分，监护仪发出长音。医生摘下听诊器，轻轻合上病人双眼。守夜的护士眼圈通红，但动作很利索：记录、签字、报院部。与此同时，上海市委指派的专人已等在走廊，安排家属入住东湖招待所，并启动善后程序。

依照当时对离休老同志的规定，后事原则是“丧事从简”。19日下午，市委有关负责人专程到东湖招待所见家属，说明组织意见：不开追悼会，遗体火化后骨灰可先寄存在龙华骨灰堂，待家属再议。说完，他补了一句：“这是中央统一精神。”

大多数亲属点头，唯独贺小平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我不同意。”她是贺子珍的侄女，三十年来一直照料姑姑，深知姑姑一辈子隐退幕后，不求名分。可在她看来，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不该就这样静悄悄走完。“最起码，战友们该有个致敬的地方。”她的语调不高，却字字清晰。

家属的坚持被迅速汇报。20日夜里，中央方面作出调整：允许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简短但正式的送别仪式，八宝山革命公墓负责骨灰安放；国务院老干部局，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可敬献花圈。21日清晨，花圈陆续抵达，挽幛上写着“井冈映雪”“长征烽火”几个大字，在素白大厅格外醒目。

22日上午九时许，告别仪式开始。堂内没有哀乐，只播放低声军号。八位解放军女兵抬灵柩缓步而行，贺小平扶着李敏，目光始终停留在覆盖棺木的八角红旗。礼毕，骨灰随专列北上。四月的京城还带凉意，八宝山革命公墓新添的一排柏树下，瓷罐悄然归位。陪同人员默站几分钟，各自散去。

一切手续在三天内办结，没有奢华花费，也没惊动媒体。那枚在井冈山上曾缝进衣内的党费金币，被李敏放进了骨灰盒。不远处，几位前来祭扫的老人轻声道：“老贺走得安稳。”简单一句，替她的一生落下注脚，更映照出后来者对那段岁月的珍视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