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熊向晖向中央请辞，荣毅仁因何致信国务院总理：中央不要批准

1982年10月上旬，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梧桐叶层层泛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那栋灰色大楼里，一个66岁的男人把请辞报告折成四页，放进公文袋。按理说，他刚来中信不到一年，又是副董事长、党组书记，正值改革开放急需用人的时候，可他还是决定交出职务。这个人叫熊向晖。

到中信担任领导，是年初中央拍板的安排。叶剑英、聂荣臻给出的理由很直白：革命年代他敢在胡宗南眼皮底下传递机密，现在搞经济建设，同样需要这种胆识与章法。熊向晖起初应承得爽快，毕竟“用外资、闯市场”是新任务，听上去也刺激。然而不到九个月，他发现身体每况愈下，夜里常常哮喘，白天与外方团队谈判又要全程英语。他觉得自己“跟不上节奏”，于是写下那份辞呈。

当天傍晚，他把材料交给中信董事长荣毅仁。荣毅仁翻完之后没有多话，只对身边秘书说了一句：“这事我来跟国务院总理沟通。”几小时后，一封只有短短两百来字的信就赶往中南海：“熊同志在外事、金融谈判上的经验无人可替，他与世界银行、摩根财团对接顺畅，对公司和国家都极其重要，恳请中央暂勿批准。”逻辑清晰，态度坚决。

外界得知消息，议论不少。有人不解：熊向晖当年是情报战线的功勋，如今却跑来管信托投资，跨度也太大。其实，换道并非突兀。1971年7月，他以周总理助理身份参加中美秘密接触，整整三天时间里，他在会场外与基辛格团队对表措辞，确保每个细节都雅致而坚定。正是这种“无懈可击的现场感”，让周恩来认定他适合在经济开放的初期出面谈大项目——那同样是一场需要精确度的“无声战斗”。

对熊向晖来说，真正的转折是1978年外交部的一次内部讨论。会议结束后，他私下对同事说：“国际形势在变，今后经济牌一定比军事牌更管用。”那句话写进了研究报告，被送到中央，成为创办中信的间接参考。1982年，他被请来坐镇，也算水到渠成。但高强度的商务活动与频繁出差，很快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请辞报告递交三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作出暂缓答复。与此同时，荣毅仁把熊向晖带到自己办公室，开门见山：“大家都知道你累，可形势紧。只要把关键项目谈妥，你想休养我都支持。”熊向晖沉默几秒，说了句：“那就再坚持半年。”这段对话后来在中信内部广为流传，也印证了荣毅仁信中的“相互扶持”。

老人之所以有底气劝留，除了个人感情，更重要的是熊向晖的“老特工式记忆”。1982年春天，中信与一家欧洲跨国公司磋商联合开发广东一个码头，对方递来200多页英文文本。熊向晖扫描一遍后就能指出隐藏的“最低回报率”条款，避免了可能的1.6亿美元损失。此事在公司年报里只是三行字，却足以说明他的价值。

话题回到那封请辞信。国务院总理收到荣毅仁的函件后，又向中组部作了征询。中组部回复：允许调整工作强度，但暂不批准正式退休。结果，熊向晖把党组书记的担子交出去，只保留副董事长。1983年，他第二次提出全退，理由仍是健康。中央这回依旧未允，却同意他“少参会、少出差”。直到1985年，第四次申请才获批，一纸文件正式生效，熊向晖退居兼职顾问。

有人问过他：“如果当年中央第一次就批了，你会遗憾吗？”他不置可否，只淡淡回一句：“任务还没完成，批了也走不了。”说这话时，他拿着一份债券发行材料，眉头依旧紧锁。骨子里的职业习惯，始终没有放下。

细究熊向晖两度请辞和中央两次按下“暂停键”，大致可归结为三点。其一，他对外交流的资历，尤其是多年外交口与情报口积攒的全球人脉，在80年代初极为稀缺。其二，他擅长把政治敏感度转化为商务谈判的底线，关键时刻敢拍板。其三，他在公司内部的威信，为开国将领出身的技术干部与留洋学者之间搭起沟通桥梁，这种“润滑剂”并不常见。

1989年，他彻底淡出领导岗位。中信员工回忆，最后一天，熊向晖只带走一个帆布包——里面是几本英文财报和一本写满批注的小册子。没人看到他回头。或许在他心里，来去不过是“岗位交换”，与当年在胡宗南帐前进退自如没有本质差别。

2005年9月9日，熊向晖逝世。讣告中提到：他“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句，恰好为1982年那场“辞与不辞”的插曲提供注脚，也说明了荣毅仁当年为何执意写信——某些人，个人愿望永远排在国家需要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