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伟人来到托儿所，一名小孩扯住毛主席：毛伯伯，咱俩名字一样

1946年3月初，延河岸边仍透着冬意，毛主席在窑洞里批完胡宗南兵力调动的情报后，合上电台耳机，抬腕瞧了瞧时间，说了一句：“孩子们得尽快走。”这句再朴素不过的话，却让在场的警卫员明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撤离即将启动。延安中央托儿所，便成了第一道必须妥善安置的关口。

洛杉矶托儿所坐落在青纱帐般的沟梁之间，房舍不多，土墙包裹着稚嫩的欢笑。所长丑子冈听说中央要安排孩子们外撤，先是楞了一下，随即点头。她知道战事的风向早已不允许任何犹豫——对丑子冈而言，九十六张小脸就是全部家当，不能少一张。

毛主席驱车来到托儿所已是傍晚，夕阳斜照，尘土翻飞。车门刚一推开，操场上的孩童就像听见集合号似的涌过来。毛主席索性蹲在地上，让小家伙们把自己团团围住。有人喊“毛伯伯”，有人伸手要抱抱，场面热闹得像集市。短短几分钟，严峻的外部形势被孩子们的笑声暂时稀释。

就在这时，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推开同伴，抓住毛主席的衣角：“毛主席，我有大事和您说。”声音细，却带着认真。毛主席笑眯眯：“说吧，大事小事都能听。”小孩挺胸答：“咱俩名字一样！”他报出自己的姓名——席毛，只是把两字位置颠倒。围观孩子瞬间爆笑，连蹲在旁边的保育员也忍不住捂嘴。毛主席哈哈大笑，把席毛高高举起，道一句：“今天交了位小朋友，也姓毛！”

笑过之后，毛主席问：“你将来想干什么？”席毛仰着头：“想当八路打胡儿子！”短短一句掷地有声，惹得众人再度哄笑。毛主席拍拍他肩：“好，好，快长大。”

夜幕降临，会议间隙，毛主席让丑子冈详细汇报撤离路线。计划是先北移吴堡，再东折晋西，终点设在河北平山县——那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丑子冈却愁眉难展：粮食紧缺，孩子多半体弱，若路上遭遇敌机轰炸，能否一个不少地抵达？毛主席端起搪瓷缸，语气温和却笃定：“把难处都列出来，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给中央‘打欠条’。”几名科长当即把物资清单记在笔记本上，准备连夜调拨。

第二天清晨，托儿所门口堆满干粮、药品和崭新的小棉袄。丑子冈看着这堆东西，心里踏实几分，却更明白肩头分量。她把孩子们召集，声音有意放轻：“咱们要去找新的家园，路上可不能掉队。”小家伙们不懂战争，但听得懂“新家”俩字，一个个捏紧小拳头，拍胸口保证。

部队派来四十多名女战士组成护送队。临行前，毛主席再次赶来，按惯例给孩子们送了甜面包和罐头肉。这份贵重口粮，连作战部队都难得一见。毛主席却说：“孩子在路上得吃饱，跑得动。”说罢，又把身旁工作人员刚递上的羊皮大衣披在最瘦的小女孩身上。那女孩愣了一秒，才轻声道谢。

队伍于夜色中出发，枪声不远不近地响，延河畔的窑洞灯火被迅速遮蔽。托儿所大门口，毛主席挥手目送车队，直到车灯拐进山口。他没转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盼他们都安全到。”警卫员轻应一声，却看见主席捏着烟卷的手指微微发白。

迁徙之路比预料更艰险。临近绥德时，敌机低空扫射，女战士们将孩子塞进路旁石洞，用身子挡住洞口。席毛缩在角落，紧紧拽着衣襟不哭。丑子冈回忆这一幕时说：“若真有人受伤，我一辈子睡不着。”幸亏敌机投弹偏了方向，众人只是被土石震得耳鸣。

半个月后，队伍抵达黄河岸边。船只只有两艘，来回摆渡需要半天，胡宗南的骑兵却已追至河西。保育员们将孩子按体重分批送上船，自己提前涉水推船。冰冷河水没过腰间，浪头一卷就能把人拍倒，可那群朴素的女兵硬是咬牙撑住。等到最后一班船靠岸，天已蒙亮，胡军的炮声远远传来，孩子们却在岸边熟睡，连哭都没来得及。

1947年初夏，托儿所成功到达平山与晋察冀军区会合，无一人伤亡。这条近千里的生命线，靠的是军民之间最淳朴的信念：孩子必须活下去。平山山沟里搭起简易校舍，席毛常站在窗前望向南方，他还在盼那个“打胡儿子”的机会。丑子冈把这事写进日记：“孩子们依旧保持天真，这便是胜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个春天，中央在万寿寺腾出一片空地，重建托儿所——也就是日后的中央军委保育院。原来散落各地的孩子陆续被接回，这是他们记事以来最安稳的一次长途旅行。毛主席到现场剪彩，看见一群身着新棉袄的少年列队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目光柔和了许多。

已满十二岁的席毛在人群里举着小旗，对着主席咧嘴一笑。毛主席回以微笑，轻轻挥手。谁也没有说话，但没人会忘记，三年前延河岸边那个短促的约定：快快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