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有人询问毛主席：“若鲁迅在世会怎样？”，主席回答得很干脆

1949年10月，北京的秋风带着硝烟后的清爽，城楼上的宣告让新中国的大幕拉开。彼时的文艺界也在寻找自己的方位，一些名字在人群中被反复提起，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便是鲁迅。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感慨：“如果周树人还活着，就请他到北平来看看新社会。”

时间快进到1957年7月7日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灯火通明，来自文化、翻译、出版各界的百余人围坐一堂。会场不大，烟雾缭绕却不显嘈杂。罗稷南拿着事先写好的发言稿，但当轮到他开口时，他却没用稿子，而是抬头问了一句：“主席，若鲁迅先生今日仍在，会怎样？”

空气一下子安静。有人觉得这问题太忽然，有人暗自期待毛泽东的回应。毛泽东抿了口茶，放下杯子，语气平平：“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写，要么沉默。”

这八个字听来简单，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与会者的心里。无论是翻译家、剧作家还是编辑，都明白鲁迅曾以文字为刀，对准封建糟粕与殖民淫威。若那支刻刀还在，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的剧变，势必激发他新的呐喊；若现实让他暂时无话可说，也只能是他“沉默的火山”。

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927年，北伐烽烟尚未散尽，鲁迅在上海收到一份越洋来信，是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邓小平转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读罢，圈点满纸，随手批道：“锐利之笔，青年有为。”从那时起，鲁迅留意到一个名字：毛泽东。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告捷的消息传入上海。茅盾探望鲁迅，两人谈起江西苏区的种种，“毛委员能写能打，读书时就是讨论会的主角，现在一支铅笔点兵百万。”茅盾半开玩笑的话，却让鲁迅对这位远在南岭之间的同龄人多了几分敬意。

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往来，本不止于好奇心。1936年，冯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赴沪，恰逢鲁迅病体嶙峋，但对新兴政党的胜利充满信心。听闻红军长征成功，他晃着手里的药瓶对朋友说：“这才是真正的希望。”随后执笔发出祝贺电报：“中国的前途寄望诸君。”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在陕北清凉山，帐篷里点着微弱的马灯。他让警卫员把电报贴在挎包里最显眼的位置，又嘱咐道：“此信不可失，是先生对我们的嘱托。”多年以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回忆此事，说鲁迅“站在时代最前列”，听者无不动容。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批延安旧部进了东北。林彪在一次会议上对干部讲，“毛主席常说，鲁迅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别看他人已故，他的文章还在前线。”这句话随着东北野战军的扩编传到了许多连队，战士们争相阅读《呐喊》《彷徨》，其中的《纪念刘和珍君》《药》等篇，成了夜间篝火旁的必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提“百花齐放”。1956年春天，他在中南海接见文艺工作者时再度谈到鲁迅，“他的刀笔，是为解放而生的。”说罢，他示意工作人员把放在书桌上的《鲁迅全集》第一卷拿过来，随手翻开《故事新编》，微笑着念了句：“渡海者不避险阻也。”在座者心领神会。

于是，回到1957年的那个夜晚，毛泽东说出“要么写，要么沉默”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年揣摩鲁迅性格后的判断。有人事后回忆，那一瞬间，他眼睛里闪过的神色更像是在与老朋友对视。

对毛泽东而言，鲁迅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思想战友。井冈山时期，他在岩洞里读《阿Q正传》，批注一句：“吾辈当自励，不可作村汉也。”后来在长征路上，他又把这本小册子反复传阅。徐海东曾打趣：“主席比政委还像政治教员，行军也讲《狂人日记》”。

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他已七十六岁。那一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酝酿期，知识分子座谈会频繁，意见交锋激烈。试想，一个善于冷嘲热讽却又不肯妥协的笔者，面对突如其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定拍案疾书；而倘若现实与他理想的距离过大，他也可能紧闭书斋之门，像当年对待北洋政府那样，用沉默来表示抗议。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给出的两种选择看似矛盾，实则都指向鲁迅的骨气——要么继续做时代的呐喊者，要么拒绝被任何力量“利用”。正因了解，所以判断得笃定。

会后，罗稷南悄悄在笔记本上写下八字回应：“知人者深，知心者稀。”记者事后追问他听后感，他耸耸肩：“主席不是在猜鲁迅，而是在解释鲁迅。”

1965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鲁迅全集》，毛泽东批示：“增加长征前后相关书信。”编辑在书中找到1936年那封祝捷电，却发现字迹已模糊。工作人员原想翻拍修复，毛泽东摇头：“原样保留，时间会说话。”

鲁迅没能等待新中国的黎明，却影响了新中国的语言气质；毛泽东从未与鲁迅谋面，却把他的名字写进文化政策与军队教育。1957年的那场问答，只是众多交汇点中极小的一笔，却让旁听者体会到什么叫“遥相呼应”的精神共振。

主席一句“要么写，要么沉默”，像把钥匙，打开了人们想象鲁迅在新中国不同处境的无数可能。随后几年，这句话不断被学者引述，成为评议鲁迅思想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独特注脚。鲁迅已去，而他的存在方式仍在变化，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最想说明的——“先生永远活在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