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军一名支队司令叛变，事后把脸烫伤躲藏，建国后仍被捕

1950年11月6日的凌晨，河北省公安干警在保定东郊一处废窑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昏黄油灯下，一个满脸斑痕的中年汉子蜷在破棉被里。听到脚步，他猛地抬头，眼神像受惊的狼。“赵玉昆，跑得够久了。”为首的干警一句话点破身份，这才拉开了一条长达十三年的灰暗往事。

赵玉昆生于1900年，易县穷乡。他早年挑水、杀猪、给地主做长工，饭碗换得勤，可肚子却常空着。这种日子让他认准了一个理——只要能活，就得拚命抓机遇。1920年前后，他短暂混进东北军，不过因为顶撞上司被逐。那股桀骜不驯，埋下了后来的祸根。

1930年代初，华北盗匪四起，赵玉昆索性上山当了土匪。抢地痞恶霸的钱粮，偶尔也匡扶个正义，自诩“劫富济贫”。然而1936年冬，他因抢劫被捕投入死牢。若不是卢沟桥枪声划破夜空，侵略者的炮火搅乱局面，他大概率已难见天日。1937年8月，他同狱友砸锁越狱，从此改口自称“抗日”。

逃出牢笼后，赵玉昆聚拢亡命汉，拉起一支“华北抗日第七路军”。为了活下去，他学会精打细算。抢来的现银不再大吃大喝，而是换成步枪、子弹。他还请来了当过东北军连长的宋学义当军师。这位老兵一肚子战术，用攻山头、打冷枪的土办法，硬把这支乌合之众拉到三千人规模。

然而华北烽烟中，“山头主义”极易碰撞。1938年春，东北汉子孟阁臣率六七千人闯入易县，地盘重叠，火并难免。两股人马一仗定输赢，赵玉昆败北成了俘虏。宋学义情急之下，托人请来晋察冀军区的河北游击队调停。双方在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斡旋下，被整体收编，赵玉昆的部队被定名为“第十路军”，归属八路军建制。

改了番号，却改不掉旧习。天天窝棚里啃苞米面，昔日散养的匪兵心里憋火。赵玉昆也常念叨：“咱们拼命打鬼子，还得对着盐水窝头，而人家日军顿顿白面。”这种牢骚慢慢发酵。1939年春，第十路军再度整编为一分区第五支队，赵玉昆仍居司令，可上头派来了王道邦任政委，权力被掰成两半，他心里更失衡。

同年夏季的伏击战，赵玉昆部二团枪声早响，坏了埋伏。接着的黄土岭战斗，他们又擅自撤离，导致全局受损。杨成武震怒，将第五支队拆成二十五、二十六团。支队一拆，赵玉昆的“司令”虚名荡然无存，他感觉尊严被捏碎，嘴上不吭，心里却起了歹意。

变节的导火索出现在1940年1月。旧相识赵桐在与八路军的伏击战中被击毙，传言说死状凄惨。赵玉昆闻讯后整夜抽旱烟，翌晨把旱烟杆捏得变形，“要么干脆翻过去”，他嘀咕着。五月，日军策动“晋西北治安强化作战”前夜，赵玉昆暗中联系伪军，被承诺“只要投来，官照当，吃穿不缺”。贪利和恐惧压倒最后一丝犹豫，他带着心腹脱队，投向侵略者。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在华北实施新一轮“铁壁合围”。赵玉昆作为带路者，熟悉山川河道，配合敌军割据封锁。他出点子、划地形，甚至亲自扛着扩音器喊话劝降。狼牙山战斗即在此背景爆发。五名坚守绝壁的八路军战士弹尽援绝，他们把手榴弹仅剩的引信拧开，愣是拖住日伪前进，随后跃下峭壁。枪声停后，赵玉昆站在山口，脸色木然，得了“头功”。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跟随华北伪军行动。战局逆转后，日军败象毕露，赵玉昆开始东躲西藏。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清楚留在原部队就是死路，于是改名换姓潜入天津码头，干起脚夫。为防旧相识认出，他在一家豆腐坊用滚烫黄豆水淋面，“呲啦”声在夜里格外刺耳。烫伤愈合后是大块疤痕，再也看不出当年的匪首模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各地肃清土匪特务，赵玉昆愈加惶惶。为了混口饭，他转到保定郊外的砖窑烧窑，日夜不离窑洞，极少露面。有时，窑工兄弟闲聊起抗战往事，他就躲在暗处噤声。那张焦黑的脸配上惊恐目光，连孩子看了都说像“夜猫子”。

转机出现在1950年秋。公安机关在审讯一名旧伪军头目时听到线索：“赵玉昆没死，脸烧花了，在保定一带。”两周拉网式排查后，才有了开头那一幕。一听到“十五年前你领着弟兄打日本，如今怎么混成这副模样？”的质问，赵玉昆瞬间瘫坐，喃喃道：“想活，可还是走到这步。”

审讯记录表明，他对自己投敌经过供认不讳。法庭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以通敌叛国、杀害抗日军民等罪行，判处其死刑，1951年1月初，枪决令执行，终年五十一岁。

同一时间，曾与他并肩的宋学义已是华北军区某军副军长，四十五岁，胸前两排勋标闪烁。有人替赵玉昆惋惜，宋学义只说一句：“路是自己走的，怪不得别人。”在座者默然无语。

赵玉昆的一生，从贫苦农家到抗日队伍，再到背叛民族，轨迹转折看似偶然，实则由贪欲与侥幸一寸寸拉扯。他那句“只要能活”的信条，最终把自己送上绝路。这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选择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