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为学校里最离谱的事顶多是老师没收手机、学生在作文里写“我爸是孙悟空”,那你显然低估了现实的“编剧水平”。
这是一条让人看完想把手机放下、望天发呆三分钟的新闻:
一位年仅26岁的女性教师,被监管机构认定为“长期、精心策划的欺骗者”,因为她让小学老师和孩子们相信——她得了绝症、做了手术、截了肢、进了ICU、只剩六个月生命……最后甚至“死了”。
结果呢?她不仅没死,还在别的地方过快乐人生。

来看看今日份女主——Lara 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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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荒诞剧的开场,是在现实的毕业季里。
2021年5月,在位于苏格兰的邓迪大学(Dundee University)里,Lara拿到了小学教育(Primary Education)一等学位(first-class degree),即将毕业。
就在她准备从校园走向讲台的那一刻,她开始“写剧本”——对一所她在大学期间实习过的邓迪当地小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宣称:她患上了白血病。
注意,不是“我身体不舒服”,不是“我得了病要请假”,而是直接上强度,绝症开局。
更夸张的是,她不是说完就走,而是连续两年把“细节”堆满。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为了让谎言“可信”,会以各种“造型”出现:
戴假发,拄拐杖,鼻子里插着呼吸管,甚至有一次她坐在轮椅上,还带着一条假肢,而这些“医疗装置”与“身体状态”,调查后来认定:她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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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演给成人看,还演给孩子看——这才是最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她让老师和学生持续接收“令人痛苦的更新”。
Lara向他们讲述的“剧情更新”包括虚构的手术,虚构的截肢,虚构的医学试验,虚构的进入重症监护,虚构的医生告知只剩六个月可活……
她甚至制作并发送了一段假的名为“Stand Up 2 Cancer”的公益视频,发给了一些前同事,同时,她还会给学生发邮件,更新她“癌症治疗”的情况。
从传播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撒谎”,更像一场“系统性叙事运营”,道具到位、剧情推进、持续输出、情绪引导,甚至还有“互动环节”。
到了2022年,她又对前同事说:她的癌症“已经无法治愈”,而她准备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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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Lara不仅官宣了婚礼,还进一步把周围的人拉进“剧情沉浸式体验”:
邀请同事参加这场虚构的婚礼,邀请一名学生当她的伴娘,还贴心给这名女孩寄了一条伴娘裙。
到这里,已经不是普通的“谎言”,而是对儿童和教育场域的情感操控。你让一个小学生当伴娘——那孩子会把这件事当成很长很长时间里“最郑重的记忆”。
而这段记忆,后来被证明,是假的。
同年晚些时候,Lara又抛出一个高能情节,声称自己要被空中救护转送到医院。
这条信息促使一些老师和学生真的跑去医院的停机坪等她。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群人带着担忧、带着紧张、带着“她真的快不行了”的心理准备,在停机坪等一个“并不会出现的病人”。
这种心理真的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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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的高潮发生在2023年3月。
Lara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收尾,她假扮成自己的亲属,给同事发邮件宣布:癌症夺走了她的生命。
这还没完。
她继续假扮“亲属”,做了几件极其具体、极其细节化的事。
提供关于她“死亡”的细节,向同事索要悼念文字,说要用于她的“葬礼”,给同事一个转寄地址,说大家可以把想送她的礼物寄过去,就这样,同事们不仅被告知她死了,还被邀请参与“葬礼内容制作”。
如果把“残酷”写成一张图,这里就是那张图的最深色块。
而这场谎言最终崩塌,不是靠高科技,也不是靠心理侧写,而是靠一条非常朴素的规律:
活人很难永远躲着不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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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后来搬回家乡,苏格兰的瑟索(Thurso)。
在2023年6月,她加入了当地一个Parkrun跑步团体,并出现在社交媒体照片里,而这距离她“假扮亲属宣布自己死亡”,只过去了三个月。
然后,一个“鹰眼同事”出现了:
一位以前在邓迪共事的同事看到照片,认出了她,向监管机构举报。举报者当时的内心独白大概是:“不会吧?她不是只剩一条腿吗?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举报之后,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这里的时间线细节报道也给得很满:
2023年末,教学监管部门启动调查,调查期间收集了老师和家长的陈述,2024年3月,对Lara发出一份临时限制令,但这份限制令并不阻止她继续教学,只是阻止她在调查期间跳槽到新学校。
也就是说:在被调查期间,她依然可以在原岗位继续接触孩子。
还有更让人震惊的一条,等监管调查真正开始时,她已经完成了试用/见习期,并且已经成为的在职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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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调查期间继续为地方政府工作,直到今年才离职——离职的原因是监管机构最终裁定她应被吊销注册资格。
苏格兰教师总委员会(GTCS)的裁决文件确认:Lara承认整件事都是编的,并被从教师注册名册中除名至少两年。
监管机构的理由也写得很重:她的行为是长期且复杂/精心的欺骗,这严重违反了教师职业所要求的专业性、诚实与正直。
按理说,做到这一步应该“社会性封杀”了,可最扎心的一点出现了:
GTCS接受了她律师的匿名申请,决定不公开她身份。官方逻辑是公开身份可能“损害监管程序的公正性与完整性”,并“对儿童和成人造成真实伤害”。
结果就是:她在被“保护”之下,仍能换一种方式继续接触儿童。
直到《星期日邮报》把她的名字挖出来,家长和公众才知道:原来这位“曾经宣布自己死亡的老师”,现在就在某个地方给孩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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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披露,她现在经营着一家舞蹈学校,名为LAS Dance Collective,学校里最小的儿童为3岁。
她还参加过体育领域的儿童福祉与保护课程,她的舞蹈业务被地方政府作为活力校园项目的一部分在网上推广,鼓励家长送孩子去,一所瑟索当地小学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她的新业务,她甚至被允许使用学校场地:在周三晚上开成人尊巴(Zumba)课程。
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她过去发生的一切。
当媒体最终找到她本人时,她的回应极其简单。
“那不是我,无可奉告”。
随后,那所小学和政府机构,悄悄删除了所有与她相关的宣传内容。
故事写到这里,其实已经没有反转了。她换了身份,换了城市,换了招牌,却依旧站在孩子们的世界里。
但它留下的问题,才刚刚浮出水面。
Ref: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5316717/Cruel-teacher-children.html
文|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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