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四千年前的这场“绝地天通”早已注定！

公元前2500年左右，中原大地并没有发生瘟疫，却得了一场比瘟疫还可怕的“精神流感”。

这时候你要是穿越到九黎部落，绝对会怀疑人生：隔壁二大爷早上刚说风神附体，要去占村里的井；后院的三婶晚上就说火神显灵，要烧了二大爷的房。

这不是开玩笑，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荒诞，家家有祭坛，人人通鬼神。

本来该种地的去跳大神了，该打仗的去占卜了。

这种全员神棍的状态，史书上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民神杂糅”，说白了就是人跟神彻底混居，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社会快要被“神权泛滥”搞崩盘的节骨眼上，新上任的部落首领颛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他没去争论哪家神仙灵验，而是直接拔掉了那根所有人都能连接上天的“网线”。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最不像狠人的“天选之子”，最后成了中国神权政治的终结者。

他搞的那个“绝地天通”，听着像玄幻小说里把天地劈开的大招，其实吧，这是一场极具现代政治手腕的“维稳”行动。

咱们今天不翻枯燥的档案，就聊聊这场四千多年前的“神学政变”，看看它是怎么让中国避开了后来欧洲那种尸山血海的宗教战争。

这事儿要是不从根子上说透，你就永远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教皇能让皇帝跪雪地，而在咱们这儿，连玉皇大帝的编制都得人间皇帝来批。

那会儿的情况是真乱。

九黎部落搞的是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原始巫教。

以前沟通神灵得有资质证书，九黎倒好，直接把门槛给砍了，让祭祀权下放到了每家每户。

你可能会觉的，信仰自由还不好吗？

但在那个生产力基本靠吼的年代，这简直就是灾难。

当每个人都能直接传达“神的最高指示”，首领的命令就成了废纸一张。

今天首领说向东打猎，明天村头巫师说神意要向西逃命，这指挥系统能不瘫痪吗？

更要命的是，大家都忙着杀猪宰羊求福报，物资全浪费在祭品上了，地里的庄稼没人管，灾荒一年比一年重。

老天爷不但没降福，反而被这帮天天骚扰的人给烦透了。

颛顼这人脑子特别清醒，他一眼就看穿了本质：这哪是神的问题啊，分明是人的权利分配出了毛病。

如果不能垄断对“天意”的解释权，这王位坐着永远烫屁股。

于是，他把两个心腹叫来，一个叫南正重，一个叫火正黎。

命令就一句话：重，你给我托住天，把神的事管起来；黎，你给我按住地，把人的事管好。

这操作看似简单，实则极狠。

这就是把神权和王权做了物理隔离，顺便让神权给王权当了小弟。

从此以后，民间谁在敢私自通神，那就是违法。

想跟上天汇报工作？

对不起，请走国家指定的“官方通道”。

这招“釜底抽薪”一下就把政权给稳住了。

在欧洲，神权那是能跟王权分庭抗礼的，甚至还能骑在国王头上拉屎。

教会有地、有钱、有兵，教皇手里攥着天堂的门票，国王要是不听话，教皇发个绝罚令，国王立马就成了非法非法分子。

所以欧洲那几千年，不是十字军东征就是三十年战争，打来打去，本质上都是因为神权太牛，牛到能独立发动战争。

反观咱们中国，因为颛顼这一搞，宗教直接被打断了脊梁骨，变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原本那些神神叨叨的大巫师，全被收编成了吃皇粮的公务员。

原本通神的“巫”，摇身一变成了记事的“史”和管礼的“祝”。

这帮人的KPI不再是看能不能请神上身，而是看祭祀流程合不合规矩，国家祥瑞有没有按时上报。

这种“行政吸纳宗教”的模式，对后世的影响那是核弹级的。

到了周朝，这套逻辑升级成了“天命观”。

周天子说自己是“天子”，但这“天”不是那个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一套道德秩序。

老天保佑你，不是因为你信得诚，是因为你有“德”。

至于谁来定义这个“德”，那还得是朝廷说了算。

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机会长成一个能跟朝廷扳手腕的庞然大物，因为解释权永远握在政府手里。

后来那些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甚至是基督教，进了中国都得乖乖搞“本土化”。

佛教刚进来那会儿也不老实，结果被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几顿大棒打得找不着北，高僧道安最后悟了，留下一句名言，大意是说不依靠皇帝，这佛法根本传不下去。

从那以后，和尚们的早课里就多了“皇图永固”这四个字。

道教更不用说，神仙谱系完全是照着人间官场编的，谁大谁小，一目了然。

说白了，颛顼的“绝地天通”就是把信仰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他没消灭信仰，而是给信仰穿上了紧身衣。

西方人为了争论圣餐里的面包是不是耶稣的肉，能打几百年仗；而在中国，皇帝和士大夫只关心这教能不能教化百姓、能不能帮着维稳。

谁要是敢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就是邪教，就是谋反，国家机器碾碎它的时候，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它确立了一个原则：现世优先。

神灵被高高挂起，成了祖宗牌位旁边的吉祥物，真正说了算的，是基于血缘的宗法和基于地缘的郡县。

中国人不打宗教战争，真不是因为咱们不信神，而是因为早在神权还没来得及膨胀成怪兽的时候，颛顼大帝就已经把它驯化成了看家护院的神兽。

虽然当时看着是剥夺了普通人通神的“自由”，但从长远看，这给这片土地换来了几千年的世俗安宁。

那些想借着神的名义搞事情的火苗，在中国还没烧起来，就被这只从四千年前伸出来的制度大手，给悄悄掐灭了。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

《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