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观察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迅猛发展，推动全球进入科技大加速时代。这一趋势深刻改变了产业形态和经济结构，更对国际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在美国，逐渐形成一种新型权力结构：技术—政治复合体。

技术—政治复合体以硅谷科技巨头、联邦政府机构（包括军事—情报体系）与华尔街资本力量为核心行动主体，通过频繁的“旋转门”人事流动、巨额政治献金、战略性定向政府合同和共享意识形态叙事，织就一张权力共生、利益互锁的精密网络。

其本质是数字基础设施封锁、数据霸权、算法统治与国家强制力的深度耦合，旨在通过技术垄断和制度共谋来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技术—政治复合体可被视为军工复合体在数字时代的演进升级。在技术革命与全球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演化出的技术—政治复合体，实质性地推进了科技政治对传统地缘政治的范式替代，标志着一种新型全球数字帝国主义的浮现与扩张。

美国权力新结构

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技术加速主义思潮蔓延、右翼科技资本政治崛起与国家战略需求转变三者深度互动的必然结果，标志着美国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重构。其形成动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技术加速主义与政治权力实现制度性绑定。

特朗普二次上台后，积极拥抱硅谷科技右翼势力，通过多重机制构建起资本—政策—人事三位一体的权力互嵌体系。

人事安排方面，多名硅谷前高管出任政府要职，形成政商“旋转门”式的决策架构。

政策层面，废除拜登时期制定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大幅简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同时出台支持加密货币发展的监管新规，为数字金融科技松绑。

资金支持方面，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4年大选政治捐款机构50强中，科技资本占据11席，在政治资金领域影响力增强。

二是技术民族主义2.0战略加速技术—政治复合体形成。

美国积极推动技术民族主义向以“小院高墙”和供应链联盟为特征的2.0版本升级。此版本更强调通过构建排他性国际技术联盟体系，系统性遏制竞争对手，实现技术优势的战略性、长周期锁定。

为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地缘技术圈层，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宣布启动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项目，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全力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案》落地实施，构建半导体产业同盟；积极支持《加速部署多功能先进清洁能源核能法案》，加速核能发展。

三是资本增值与权力扩张的共同诉求强化了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利益循环。

科技巨头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封锁、数据霸权、算法统治构建起横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技术卡特尔。国家机器则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将尖端科技深度嵌入军工体系。

资本政治化—政策资本化的双向循环，形成一套自我强化的运行机制：科技资本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影响政策制定，获取政府合同、税收优惠、监管松绑和股价上涨；政府通过技术资本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力量，推进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目标。这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使得技术—政治复合体成为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力量。

上述技术加速主义、技术民族主义2.0与资本—权力共谋三大动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正向反馈的驱动闭环。

技术加速主义提供了内在动能与紧迫性，驱使资本与国家将技术领先视为生存与维持霸权的核心，为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形成创造了“时不我待”的战略焦虑。

技术民族主义2.0提供了外部导向与合法性外衣，将这种焦虑转化为针对特定战略竞争对手的排他性行动，为资本与权力结合设定明确战略靶心。

资本与权力的共谋诉求是底层黏合剂与实现途径，通过政商“旋转门”、政治献金与国防合同等制度化渠道，将加速主义动能和民族主义战略转化为具体政策与利润。

简言之，加速主义催生技术—政治复合体的“速度”，技术民族主义2.0定义其“方向”，资本—权力共谋构建其“引擎”。三者深度互动，共同推动技术—政治复合体从一种趋势性现象演变为美国权力新结构。

四大核心机制

技术—政治复合体通过一套精密多元的机制实现权力延伸与议程推动。

一是政治献金与政策影响双向联动。

科技企业通过政策建议和白宫磋商等方式推动监管放松，使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领域的监管框架高度契合资本诉求。政府通过放松监管、税收优惠和直接补贴等方式反哺科技资本，如“星际之门”项目和半导体制造业税收抵免等政策，最终形成完整的政策定制—资本增值循环体系。

二是军民技术融合形成技术供给—战略依赖的深度共生关系。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低轨卫星网络为美军提供全球通信与侦察支持。帕兰提尔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直接应用于军事决策与情报分析。安杜里尔等公司开发的AI驱动无人机系统正在改变传统作战模式。军民技术融合形成持续的商业创新—军事应用反馈循环，加速军事技术迭代，凸显技术—政治复合体通过掌控关键数字基础设施获得新型地缘政治杠杆的能力，也为“技术标准与规则的武器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除了军事应用，帕兰提尔还积极拓展民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如成功获得英国国民保健体系价值数亿英镑的数据平台合同，试图将军事级数据监控模式复制到公共医疗领域。

帕兰提尔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和公司法务总监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在合著的《科技共和国》一书中主张，科技要回归国家使命：“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件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新军备竞赛。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推动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维的最有效特征。”

三是平台算法与平台流量打造数字认知战。

在数字时代的政治生态中，技术—政治复合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算法与平台流量所构筑的数字叙事权，与其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叙事形成数字认知战，共同服务于技术霸权的合法化与操作化。

一方面，以“技术民主联盟”“数字自由”等修辞为核心的叙事体系，通过智库、媒体与学术网络广泛传播，更借助算法推荐机制实现精准扩散与强化。例如，在平台内容分发中，将技术竞争系统性编造成“民主与威权”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

另一方面，庞大的用户规模与行为数据为这一叙事提供前所未有的渗透力与操纵能力。通过流量分配和内容加权，科技巨头系统性影响政治信息的可见性与传播力，将庞大的用户流量转化为精准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服务于技术—政治复合体内特定派系的政治议程。

其实质是算法推荐机制在强化特定政治叙事的同时，也依托持续的用户行为数据采集，构建起高精度的政治营销体系，从而通过流量集中与话语调控，实现隐性的权力支配。

叙事—算法的双重操控，既在美国国内诱导共识，也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话语优势，最终以流量垄断—舆论塑造—道德正当化的闭环机制，掩盖其数据殖民与技术垄断的目标。

四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武器化运作成为数字时代地缘竞争的关键维度。

美国通过多边机制系统性推动技术标准向战略工具转化，构建起一套以排他性为导向的技术治理体系。

在半导体领域，借助“芯片四方联盟”整合芯片设计、制造与设备核心环节，意图实现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闭环主导。

数字基础设施层面，以数据安全为名，推行价值观导向的数字市场准入壁垒，排斥竞争对手的核心科技企业。

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通过将伦理标准政治化，并依托“人权”与“透明性”等话语建构规范性排他机制，削弱非西方技术体系的国际认同。

这些举措协同形成规则制定—标准控制—市场准入三位一体的战略架构，本质上是以国际规则为外衣、以技术生态圈为载体的新型排他体系。它意图将现行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性权力，推进以标准、规则和平台生态为工具的“数字殖民主义2.0”——不再是领土占领，而是通过技术架构和数据的隐性控制，实现更深入、更持久的影响与收益，将本国技术范式塑造为全球唯一合规选项，实现长期技术主导与垄断收益的固化。最终目标是在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维持结构性控制力，掌握全球技术秩序的定义权和分配权。

政治献金、军民技术融合、数字认知战与技术标准武器化这四大机制，共同编织了一张覆盖内外、贯穿虚实的权力运作网络。它们之间呈现出高度协同性、自我强化性和跨国延伸性特征。

这四大机制形成一个资本输入—技术赋能—叙事权流量化—规则固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技术—政治复合体成为一个能持续自我复制和扩张的有机权力体系。

影响与挑战

技术—政治复合体虽短期内有利于强化美国的技术优势与霸权地位，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外部反噬效应正日益凸显，并通过政治生态重塑、科技竞争加速与对外战略转向三个维度，对美国治理、国际秩序以及全球科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美国国内格局与政策导向的重塑。

科技巨头通过巨额政治捐款和游说，显著增强其政治议程设置能力，重构美国的政治联盟与权力结构。传统上亲近民主党的硅谷，因不满民主党加税、加强反垄断及强化监管立场，开始转向支持承诺放松管制的共和党。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选举政治中，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思路，例如“贝宝帮”等科技圈内人士进入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核心决策和执行层，其政策思路融合了企业利益导向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

另一方面，科技巨头被指控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工具影响选民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担忧和伦理争议。

二是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与发展进程的加速。

在技术—政治复合体推动下，美国政府将技术领先视为国家安全与竞争力的核心，全力发展AI等颠覆性技术，技术加速主义主导了国家战略。

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通过协同创新构建技术壁垒，这可能导致全球科技体系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技术联盟和其他国家，引发新一轮全球科技军备竞赛。

人工智能、网络电磁空间等成为国际竞争新疆域，催生新权力空间。传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可能逐渐让位于对这些新技术制高点的争夺。已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其参与撰写的《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将人工智能的影响与当年的核武器相类比，认为其发展、部署和使用更为迅速隐蔽，更易造成大国误判，若缺乏有效沟通与规则机制，将加剧地缘政治紧张。

三是单边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强化。

技术—政治复合体内部认为，高技术研发无需依赖全球分工，可在美国及盟国内部完成，这强化了美国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等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单边主义倾向。

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战略带有鲜明的数字重商主义色彩，旨在以单极化、内聚式扩张方式支撑美国霸权。其对外科技战略的核心是输出美国技术栈，即从芯片、算力到算法、应用和标准的整体打包方案，让海外市场在使用美式技术时自动嵌入由美企主导的生态。

内政上的得势使得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利益诉求更能直接影响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未来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和自主的技术外交策略。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呈现出安全化导向。国家安全部门与科技界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国会中的技术鹰派与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力量持续深化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对华技术遏压。

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具有深远全球影响，超越单一国家间竞争范畴，是对现有国际秩序运作根基和人类共同应对技术革命能力的全面挑战。

本文来源于《瞭望》2025年第48期。慕慧娟：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丁明磊：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许嘉俊：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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