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0日深夜,黄海上空云层翻滚。一架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B-29突然抖动,引擎火光映得机舱内一片惨红。领航员萨伏埃把操纵杆死死往后一拉,仍阻止不了高度急剧下降。“跳!”他用尽力气吼出一个字。十一名机组成员鱼贯而出,降落伞在暴雨里像破碎的蒲公英。有的落进冰冷海面,有的坠向漆黑稻田,爆炸声在身后吞噬了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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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拂晓,江苏建湖小村金桥的农人发现田垄间多了几个满脸胡茬的“红脸巨人”。老人惊呼“天兵下凡”,孩子好奇围观。萨伏埃拼命比划,掏出一面写着中文的黄布旗——“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是来华对日作战的美国空军”。识字的乡贤认出“联合国”几个字后,紧张的村民立刻换了表情,热水、干粮、草席一股脑儿送来。说到底,这片土地对抗日本的苦痛,大伙儿心知肚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傍晚,新四军地方武装赶到。翻译把队伍带头人的话译给飞行员:“这里安全,跟我们走。”五名幸存者被护送至新四军三师师部阜宁驻地。时任副师长的张爱萍见面第一句是:“远道而来的战友,欢迎。”他说话干脆,手一挥便安排警卫抬来三口大铁锅,准备煮牛肉、烤面包,甚至从敌占区弄来咖啡粉。资源紧,可张爱萍坚持:“他们在天上冒死帮咱们炸日军,这口气得让他们吃足了。”一位翻译悄悄感叹,这副师长行事透着股子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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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夜里,湖垛据点的日军探知残骸地点,妄图拆运飞机零件。张爱萍判断对方会夜袭,命县总队抢先打捞关键部件。天刚亮,双方在晏荡沟岸边爆发激烈接触。四小时后,敌军退却,六连牺牲四人。机枪、无线电、橡皮艇等被完好搬进仓库,新四军还顺带搜罗到一批航图。这批武器后来装在缴获的日军卡车上,成为三师的宝贝疙瘩。
飞行员们在根据地待了七天。白天和战士打篮球、学扭秧歌,夜晚办起小型舞会,萨伏埃甚至用破铜喇叭吹出故乡小曲。在合影的快门声里,他郑重把胸前小国旗摊开,对张爱萍说:“美国政府会铭记你们的牺牲。”张爱萍没客套,递过去一把缴获的指挥刀:“拿去,当纪念。”飞行员把随身短剑回赠,说完两人哈哈一笑。那年夏天,抗战前线短暂出现一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枪炮声仍在远方,却有人相信正义终会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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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路线早已商定。8月29日,新四军小分队护送五人穿过芦苇荡、盐碱滩与封锁线,再由盟军在重庆接应。离别时,萨伏埃哽咽:“中国朋友,世界最可信赖。”他说完举手敬礼,车队渐行渐远,他的身影与晨雾融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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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到1984年6月9日。中国首个赴美军事代表团抵达五角大楼外广场,礼炮齐鸣,军乐震耳。张爱萍此刻已是国防部长,胸口一排勋表,在蓝天下格外醒目。会谈结束走出大厅,美国防部长温伯格忽然指着迎面几位制服军官:“张部长,看看熟人没?”话音未落,一名头发花白的准将上前立正、敬礼,声音微微颤抖:“救命恩人,还认识我吗?”张爱萍眯眼端详,片刻后伸手拍了拍对方肩膀:“萨伏埃,大队长,你没变。”短短一句,含尽四十年风雨。旁边助手记录下对话,“救命恩人”“大队长”这几个中文词在静默走廊回荡。
美国人专门为这段意外安排临时发布会。灯光打在早已泛黄的黑白照片上——稻田旁的B-29残骸、简易篮球场、秧歌舞,一帧一帧映入在场记者眼里。萨伏埃向媒体讲述当年伤亡、营救、牺牲,他几次停顿,用手背擦去泪水;张爱萍补充战斗细节,提到六连四名阵亡战士时语速降低,表情冷静却沉重。会场掌声持续良久,美国观众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中国军民在二战亚洲战场的艰苦与慷慨。
有意思的是,张爱萍还带来一本深褐色相册。温伯格翻开那页留影,忍不住惊叹:“岁月好像只在照片上留下痕迹。”镜头捕捉到的几张年轻面孔,此时此刻都已满鬓风霜。资料照片随后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头版,美方舆论普遍评价:这场重逢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有效。
中国代表团结束行程那天,五角大楼升起了两面并列的国旗。萨伏埃特意在旗杆下等待,向张爱萍再敬一次军礼。张爱萍微微点头,右手回礼,动作与四十年前同样利落。没有多余寒暄,两位老军人转身,各自走向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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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跨越大洋、跨越战火的友谊,说穿了,不过是一群普通人在生死关头作出的本能选择——一个愿意冒雨放下锄头伸手相援,一个愿意珍惜信义铭记一生。历史写进档案,照片存进博物馆,而军礼仍在记忆深处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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