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爷街头摆摊宁死不卖国，毛主席破例安排工作：你愿不愿养马

1945年8月15日傍晚，北平宽街一座破旧小院里，年过六旬的载涛擦去额上汗珠，背着一袋破铜烂铁走进院门。院外庆祝日本投降的鞭炮此起彼伏，他却没有丝毫喜色，因为这位清末“武亲王”已经继承不起皇家的体面，靠捡废品与摆摊度日。街坊看见他都觉得不可思议：堂堂王爷，怎么混得比车夫还寒碜。然而，几年前日伪高官送上锦衣华服与巨额俸禄时，他一句“宁可饿死，也不当亡国奴”把门砰地关得死死的，这件事在胡同里传成了传奇。

载涛并非一开始就走到穷困境地。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后，大宗室的俸禄被彻底掐断，他卖了雍和宫旁的贝勒府换得几百块现洋，每天精打细算仍难支撑。1932年，溥仪去了长春，日本顾问田中隆吉三次写信劝他赴任“满洲帝国陆军大臣”。信中加盖菊花纹章，还附上一张靛蓝寿衣。载涛气得直哆嗦，把寿衣撕得粉碎。那天他对侍书斥道：“马可饥，人不可辱。”武将出身的倔强，一点没被岁月磨平。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倔，还真懂马。十五岁起就在健锐营习武，马术据说“驰骤如风，倒立射箭不偏分毫”。朝廷末年，陆军部为挑选战马常让他把关，他一摸马鬃就能说出血统、饲料和耐力。老营里流传一句玩笑：“京营三事，载涛、鞭子和骡子。”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城头换旗，宽街的邻居们议论：“这回看王爷怎么办。”没过多久，周恩来收到李济深的建议：请以满族代表身份邀请载涛参加政协。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时顺带提到载涛那句“宁可饿死，也不当亡国奴”。毛主席沉吟半晌，说了句：“这样的人，得请来。”于是，一封印着红五星的请柬递到了胡同。

出乎意料，载涛并没有推脱。他换上洗得发白的长衫，掸了掸衣襟就去了怀仁堂。会场里，新中国的气象令他目眩：劳模、农民、工人、少数民族代表济济一堂。发言席轮到他，他略显局促，只感慨一句：“我年纪大了，也想做点实事，可惜不会别的。”一旁的李济深轻声提醒：“你通马政，何不说说咱们要骑什么马。”于是他即兴谈到蒙古马、滇马、伊犁马的优缺点，提出“征购良驹，分区改良”的设想，会场响起掌声。

提案很快摆到毛主席案头。主席批示：“可行，马政事关国防，交军委酌办。请问载涛同志，可愿养马？”仅一句话，把昔日王爷推到新岗位。中央随后成立马政局，以肖劲光挂名局长，载涛任特邀顾问。有人暗笑：“王爷又当官喽。”他却回答：“做官不难，难在替国家养好一匹好马。”

1950年秋，他随工作组去了西北石河子军马场。清晨五点，寒风像刀子。工作人员劝他留在帐篷里，他抖抖草料道：“别拿我当瓷瓶。”翻鞍上马，一口气跑了六十里。到马群中，他拿出随身的木尺测肩高、看齿龄、摸背肌。晚上记完笔记，灯油耗尽才休息。“马场一行，杂种率高，必须分群选配。”这段话后来写进马政局报告，成为改良草原军马的起点。

1953年春，毛主席听说载涛旧宅年久失修，便把《实践论》再版稿费七百元托人送去。钱不多，却恰能修墙。载涛接过包袱，红了眼眶，只说：“主席念旧人，我更得上心。”修好屋檐后，他继续往返于东北和西北，足迹遍及呼伦贝尔、伊犁、昌吉三大军马场。每到一处，他都把胡同里拾来的“破铜烂铁”故事讲给年轻牧工听，告诉他们“国破才叫穷，心破才叫亡”。

抚顺战犯管理所开放参观之初，他申请探望溥仪。主管单位有些犹豫，毕竟两人沾亲带故。最终还是批准。那天屋里静得落针可闻，溥仪低声喊了一句：“六叔。”载涛点点头，讲了自己在马政局的经历，又说：“咱们的事，别抱旧梦，好好学习才有出路。”溥仪默然许久，轻声答：“知道了。”两位末代皇族的对话，被管教写进当日简报。

1956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发到机关。组织部门给载涛递来一张入党志愿书，他看着那三个红字踌躇许久。当晚他端坐灯下，练了几十遍自己的名字，最终写下“愿为人民服务到底”九个字。表格交上去一个月后，他成了那一年年龄最大的中共预备党员，时年七十二岁。

此后十二年，他顾问的头衔没变，跑马的劲头也没减。每逢体检，医生总劝少奔波，他摆摆手：“策马三十里，比吃药顶用。”1968年身体亮红灯，他才同意离休。1970年6月21日清晨，他因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追悼会简单朴素，两副挽联写着“昔日骠骑忠勇骨，今日马政赤诚心”，八宝山的骨灰盒编号排在革命公墓八室。

胡同门口那棵老榆树依旧，残缺的马掌钉在树皮里，像是在提醒路人：所谓风骨，并非出身，更不是冠冕，而是关键时刻的一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