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魏德圣：《赛德克‧巴莱》，重新回来

访并文/陈智廷

12 月的台北又湿又冷。12 月 8 日下午，市区一隅的“特有种商行”里，收藏《赛德克·巴莱》的道具与戏服，桌上摊开的，是漫画家邱若龙当年为电影绘制的造型设定图、场景氛围图——考证详实，风格粗犷，从另一段时间里被小心保存下来。

导演魏德圣坐在店里，与拜访的师生谈起这部已经完成十四年的电影。

几天后，电影《赛德克·巴莱》将再次进入大陆院线重映。12 月 12 日与 13 日的重映，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所在周末前后，上集《太阳旗》与下集《彩虹桥》将以四个半小时的足本形式重返大银幕。电影讲述的是 1930 年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武装反抗——“雾社事件”。

严格来说，“重返”并不准确：2012 年它曾以 153 分钟的国际版在大陆上映，但完整版本的厚度与节奏，终于在十三年后与观众久别重逢。

《赛德克·巴莱》201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横空出世的意义在于，原住民历史、殖民暴力与非线性史诗叙事，第一次以商业大片的规模站上主流舞台。当年人们更热衷谈论成本、制作难度与票房奇迹；而十三年后，它重新回来，问题变得更直接：这部电影的当下性是什么？

那天下午，魏德圣谈到的并不只是拍摄过程。他反复提到“当时为什么只能这样拍”，也提到“如果今天再拍，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意义上，魏德圣所做的，更像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新站到那段历史面前，与之对视。电影没有被修改，剪辑没有被调整，故事也没有因为现实的变化而被重新包装。

变化的只有观看它的时间，而时间本身，往往就是最严苛的评审。

一个“不合时宜”的起点

魏德圣进入电影行业的时间点，本身就带着某种错位。

1990 年代，台湾电影正在走下坡路。院线萎缩、投资断裂，拍电影不再是一条可持续的职业路径。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人员开始转向电视制作——那里有稳定的案源、明确的工期和相对可预期的报酬。电影不再是“主流”，而更像是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选择。

魏德圣回忆，当剧组真的要开拍时，人却往往凑不齐。熟练的灯光、场务、执行人员已经被电视台或制作公司吸纳，临时拼凑起来的电影剧组显得生疏而疲惫。为了让一部片子顺利运转，魏德圣曾经去当过代理场记——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创作空间的位置，却能让他贴近现场，看到电影在现实条件下是如何被一点点“将就”出来的。

那是一种让人动摇的经历。大家都在往电视走，而他却逆着方向，从电视往电影里挤。环境粗糙，制作匆忙，许多作品在尚未完成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被期待的可能。他后来回忆起那段时间，心里反复浮现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花了这么多年努力，想要进入的世界吗？

他一度认真考虑过离开。

转折发生得并不戏剧化，而是来自一条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线索。那时，他的室友在杨德昌身边做助理。某天，对方告诉他：有一部日本电影《海鬼灯》（林海象，1995），要来台湾拍（女主角是最近刚去世的坣娜），需要一个会开车的助理，负责找景、勘景。就这样，魏德圣进入了杨德昌的公司。

那是一个“反常”的制作环境。公司里，制片组、导演组、道具、美术，几乎清一色是没有经验、刚毕业的年轻人；而摄影、剪接、声音、导演、制片头，则是来自国际体系的成熟团队。“头以下”与“头以上”，像是两个世界，被硬生生拼接在一起。

魏德圣负责开车。正因为这个看似边缘的工作，他反而获得了一种罕见的位置——与杨德昌单独相处的时间。在车上，杨德昌常常讲话，而他多半不回应。杨德昌知道他不会插话，反而更愿意把话说出来。

有时是抱怨。杨德昌偶尔会跟魏德圣抱怨来跟他拍片的人：“那些每天要来开发我的头脑的人，我真的是对他们生气。你自己有头脑不开发，你开发我头脑干什么？你关心我为什么要这样拍干什么？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你想做什么？”

同样在那个环境里，日本导演林海象对他说过另一种提醒。林海象知道他在写剧本，也知道他暂时没有机会拍。“你要一直写、一直写，”林对他说，“等到有机会的时候，一本一本拿出来修，一本一本拿出来拍。不要像我，第一次就成功了，之后有机会，却没有剧本。”

1996 年，杨德昌准备拍《麻将》。在开拍前，他做了一个决定：让魏德圣担任副导演。“第一次当副导，从第一天被骂到杀青。”

《赛德克‧巴莱》的缘起

同一年，一条看似无关的新闻，悄然改变了魏德圣此后的电影人生。

电视画面里，太鲁阁族人成立“反亚泥还我土地运动自救会”，抗议被逮捕的族人。部落青年冒雨到行政院前请愿，要求放人。五、六十名腿粗脚壮的原住民站在行政机关前，雨水顺着身体流下，周围的大马路却没有车停下来，也几乎没有其他人声援。

那一刻，魏德圣感到强烈的错位：“为什么在山林里看似强悍的原住民，在城市之后变得如此脆弱、孤立、凄凉？” 他想起了雾社事件，想起莫那鲁道、南投仁爱乡的抗日纪念碑，他在小学、国中、五专的毕业旅行中都去过，却一直只把它当作一个吃午餐、休息的地方，从未真正把它当作一座纪念碑。

第二天，他去书店，寻找关于雾社事件的书。在书架上，他看到了邱若龙编绘的漫画《雾社事件》。他站在那里，把整本漫画一口气看完。热血沸腾。他买下了那本书，也顺手带回了几本厚重、并不好读的史料书，回家慢慢翻看。

不久之后，他听说邱若龙正在拍摄一部关于雾社事件的纪录片《Gaya：1930 年的雾社事件与赛德克族》。为了写剧本，他主动去找邱若龙，自告奋勇当制片主任、打杂、搬东西——只要能跟着走进那段历史，走近一个被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长期压迫、最终爆发反抗的族群经验，他什么都愿意做。

魏德圣说，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写作阶段。雾社事件并不是一场可以被轻易写成“热血传奇”的起义：它发生在日本殖民暴力与生存危机交叠的边界，冲突一旦被推到极端，悲剧就会溢出战斗本身，波及更多无辜的人。电影里，上集《太阳旗》的最后一场，正是那场无法回避的血色时刻；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与代价，则在下集《彩虹桥》里继续展开。

他一度写不下去。心里的矛盾无比清晰：如果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他如何既不回避其中的残酷，又不把被逼到绝境的反抗简化为“道德审判”的对象？在他看来，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替任何一方辩护，而是如何把压迫如何一步步把人逼到悬崖边的过程写清楚——让观众明白，暴力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殖民统治的结构性压迫所酿成的崩裂。

漫画家、纪录片编导邱若龙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你要站在祖灵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当时，他并没有听懂。直到几个月后，他才慢慢想清楚：问题不在于用今天的价值体系去“裁决”过去，而在于回到那个被殖民统治笼罩的时空里，去理解恐惧、羞辱、贫困与尊严如何累积成不可逆的选择。只有把观看的位置放回当时的环境、处境与困境之中，历史才会显露出它真实而残酷的复杂性——以及殖民压迫怎样把一切推向极端。

赛德克族也并非铁板一块。德克达雅群、道泽群、太鲁阁群，各自有不同的抉择与命运；日本殖民当局、反抗者、未参与反抗的部落，都被卷入同一场无法回避的历史洪流之中。在侵略与殖民统治的高压之下，许多人的选择并非出于个人善恶，而是被处境一步步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侵略者的压迫结构，始终在更深处推着一切走向崩裂。

他开始尝试在影像里呈现每个人被时代推挤的处境，而不是把复杂的历史化约成简单的标签。正是这一点，让剧本一再被推翻，又一再重写。前后两年，他才终于完成《赛德克·巴莱》的剧本。

这种观看方式，最终被落实进影像结构之中。《赛德克·巴莱》上集《太阳旗》的开场，并未直接从殖民冲突写起，而是从莫那鲁道猎杀隔壁部落的两颗人头开始。他想先把观众带回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生存逻辑，再让殖民统治如何介入、如何改变一切逐步显影。“出草”被呈现为一种早已存在的生存习俗，而当它撞上殖民权力的压迫与规训时，矛盾便不再只是部落之间的冲突，而被推向更大的历史爆裂。观众必须先接受这一前提，才能在片尾面对雾社事件时，不把暴力理解为突如其来的失控，而看见它背后更漫长的逼迫。

真正的屠杀场面也被刻意处理得节制而疏离。雾社事件发生时，山林被浓雾覆盖，血肉横飞并未被正面呈现，只留下模糊的人影与奔跑的轮廓。在侵略与殖民暴力面前，个体命运与历史真相往往难以看清。伴随画面的，是阿穆依·稣路清唱的〈赛德克·巴莱〉——旋律取自泰雅族古调，歌词由江自得医师所写。那首歌没有慷慨激昂，而有愤怒、安慰、无奈，像一位母亲在雾中询问：“孩子啊，你们怎么了？”

曲折迂回路线

在《赛德克·巴莱》真正被拍出来之前，台湾电影所处的现实，几乎不给任何豪赌留下空间。

2000 年前后，一部台湾电影的票房只要破一百万新台币，就足以开香槟庆祝。直到 2007 年，周杰伦执导的《不能说的·秘密》在台湾突破四千万、大陆票房破亿，市场才第一次露出松动的迹象。有人振奋，也有人心里隐隐不甘，“为什么拯救台湾电影的，会是一个唱歌的？”但现实不容挑剔，大家只能接受。

魏德圣更早就意识到，等待环境好转，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2003 年，他拍了《赛德克·巴莱》的五分钟前导片。那时，他已经完成剧本多年，也很清楚现实处境连五百万资金都难以凑齐，又何必只盯着这个数字？“既然都一样难，不如干脆去找五亿。”他把 1999 年完成的剧本重新拿出来，四处找钱，却一次次碰壁。只要提到历史题材、原住民、战场与爆破，资方的反应几乎一致——脑中没有画面，也不相信这会是一部具备视觉感与商业性的电影。

他于是做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自掏 250 万新台币，拍摄五分钟前导片。这笔钱，在当时足够完成一部小成本剧情片。那一年，他三十多岁，小孩即将出生。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一次几乎不被允许失败的选择。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 250 万当作一次人生实验——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拼一把，往后只会更不敢。

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把《赛德克·巴莱》的剧本一格一格画成分镜，再配上详细的文字说明，试图让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变得可以被看见。但分镜画完，资方却陆续离开。就在这时，他意识到：“不是故事没有市场，是我没有市场。我要先证明我有市场，有能力做出有票房的电影，所以我写了《海角七号》。”

即便如此，《海角七号》的推进也并不顺利。第一批演员拍完定装照后，他突然决定停拍——他觉得演员不对。停拍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其一，女主角田中千绘在等待过程中，自掏腰包去上郎祖筠的表演课，范逸臣得知后也跟着去；其二，2007 年 6 月，杨德昌在美国去世。台湾的电影人聚在一家 pub 追思他。

那天，声音设计师杜笃之也在。他提起杨德昌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往事：说好过完年就拍，结果拖了两年；拍到第一个月就没钱，没钱大家就休息，有钱再拍；拍到张震变声，饰演小明的杨静怡身体发育，夹麦克风都变得尴尬，却还是把电影拍完了。魏德圣回想起那个夜晚，他想，“如果是杨德昌，会怎么做？”

《海角七号》拍完后，魏德圣把更多精力放在上映策略上。他观察到，台湾电影几乎都围绕学生市场展开，但学生也是忠诚度最低的一群人，最容易随流行移动。春假档看似安全，却缺乏爆发力；暑假档又要正面迎战好莱坞大片。他最终选定的是八月下旬到十月初。这是因为好莱坞大片集中在六、七月，八月中后出现空档，而学生在暑期打工、开学前，反而会形成一波消费潮。

七月，《海角七号》成为台北电影节开幕片，稳住了约七百万的新台币基本盘。首映当天却出了意外——电影放到一半没有声音。观众只能看字幕，反而笑得更大声。杜笃之现场排查，发现是喇叭线松脱。魏德圣想喊停，但发现他后面坐着的是台北电影节主席侯孝贤。

之后，魏德圣在各地办“首映”，刻意不走明星路线。台南，他请来一百位教会牧师，每人只有一张票；高雄，他邀请的是小学校长；其他城市，则是扶轮社社长、产业工会理事长。首周全台票房 220 万新台币，足够开两次香槟。映后 Q&A 被经营，主角范逸臣与田中千绘几乎场场到场，在戏院门口签名。

第二周票房翻倍，第三周开始，几个周末遇上台风假。雨不算大，却让人走进电影院。一个周末三天，一天两千万新台币。破亿、破两亿，一路到 5.3 亿，庆功会开到几乎“快要肝硬化”。

当《赛德克·巴莱》真正启动时，等待魏德圣的，是另一种层级的现实。

这是一项几乎在工业层面就被判定为“不可能”的任务。超高成本、原住民语言、非线性叙事结构，没有明星阵容作为安全牌。即便在《海角七号》之后，资金依旧迟疑，制作条件依旧紧绷。电影并不是因为被理解才得以推进，而是在不断的犹豫、停摆与妥协中，被一点点推向前方。

拍摄现场长期处于极限状态。资金多次中断，剧组靠借款维持运转。那不是一种英雄式的姿态，更像是没有退路的坚持，一旦停下，前面所有投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魏德圣仍然没有在叙事上选择退让。

成片后，一切水到渠成。《赛德克·巴莱》以上下集8.8亿台币票房，打破《海角七号》5.3亿台币票房纪录。票房并非偶然，而是他把电影做成公共事件、把观众变成同盟的能力。

结尾：当一部电影再次被时代提问

2025 年 12 月，《赛德克·巴莱》以四个半小时的足本形式重返大银幕。十三年过去，电影本身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观看它的时代。

当年，人们讨论的是成本、票房与工业极限；而今天，问题更接近于另一层：我们如何再次观看这段历史？

魏德圣对此并不急着回答。他更愿意谈的是自己这几年对“导演”这个角色的重新理解。在他看来，导演并不只是一个“讲好故事的人”。导演更像是一个转译者，一个翻译的人——把复杂的经验、沉重的情感，翻译成小孩子、每一个年龄层都听得懂的语言。但翻译并不止于理解。真正的难处在于，电影不能只停留在感动层面，它还必须产生影响。

不久前做评审的经历，让他更确信电影的力量不止于把人打动，更在于把人推向某种行动，哪怕只是回到生活里，给母亲拨出一通电话。

于是，他补上一句：“因为我觉得好电影不是只有好而已，还要影响观众、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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