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临终留真言：主席思想不朽，中国永远年轻！

钱学森这一辈子，满脑子都是报国和科研，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他放弃美国优渥待遇冲破阻挠回国，用毕生所学撑起国家国防科技的半边天，晚年更是把毛主席思想当作精神支柱，临终前最牵挂的还是国家的长远发展。他的每一步选择，都藏着一位科学家的赤子之心和坚定信仰。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跟着父亲养成了踏实好学的习惯。18岁考上国立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本科毕业后拿到留美名额，只身远赴美国深造。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一年内拿下硕士学位，后来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了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专攻航天理论。28岁时，他就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在火箭推进、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就，连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都直言“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可他心里始终没忘出国时的初心，总念叨着“学成了一定要回国效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可美国方面压根不肯放行。1950年，联邦调查局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还以“携带军事机密”为由将他扣押，在特米诺岛软禁了15天，期间探照灯24小时对着他，每隔十分钟就有士兵检查，他一下子瘦了十几斤。被保释后，他的住所被严密监视，信件电话全被监听，这一困就是5年。即便如此，他也没放弃回国的念头，一边偷偷钻研非涉密的工程控制论，一边寻找机会传递求助信息。1955年，他趁外出采购时，把一封求助信藏在香烟盒里寄出，辗转送到周总理手中。中国政府立刻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交涉，最终以释放11名美国被俘飞行员为条件，换回了钱学森。1955年9月17日，他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临行前对记者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

回到祖国的钱学森，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陈赓大将，当被问到“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导弹”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人能造，中国人也能造！”1956年初，他向中央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详细规划了导弹研究的组织机构和发展步骤。同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首任院长，中国航天事业就此迈出第一步。那会儿的中国一穷二白，科研设备匮乏，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没多久苏联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面对困境，钱学森把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当成科研指南，常对团队说：“搞科研就像打仗，得用辩证唯物主义找问题、解难题。”

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钱学森带领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58年9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3000元著作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聂帅特意给他的慰问猪肉分给科研团队，晚年还立下“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评审会”的“七不”原则。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与雷锋、焦裕禄等人并列“建国以来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得知消息后他激动得彻夜难眠。

晚年的钱学森，虽然退居二线，却依然牵挂着国家的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2005年3月，他在301医院进行了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核心就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他还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直言“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呼吁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研，告诫大家“如果丢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即便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他也每天坚持看报纸、听新闻，关注国家大事，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看望他时，他谦虚地摆手说“赶上了”，轻描淡写带过自己的功绩。

钱学森的一生，是为国奉献的一生，也是坚守信仰的一生。他放弃国外的名声财富，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带领团队从零搞出“两弹一星”，让中国彻底摆脱了“无核无导”的被动局面；晚年心系人才培养，把信仰融入骨子里。有人说他是“国士无双”，用科技为国家铸剑；也有人觉得时代变了，他的某些理念需要重新审视。但无论如何，一个把一辈子都献给国家、临终还在牵挂民族未来的科学家，他的坚守和信仰，值得每一个人铭记。在当下这个科技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传承他的爱国精神和创新勇气？这或许是他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